德国左派组织赤军派的头头安德列斯·巴迪尔和其他人因从事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被西德当局关进监狱。１９７４年３月，《现代》杂志发表了几篇与此有关的文章，谈到对巴迪尔和他的同志的刑罚，其中一篇是巴迪尔的律师克劳斯·克罗桑特写的，题目是《隔离的酷刑》，谈到巴迪尔等人被隔离关押的非人道性。
后来克罗桑特同萨特比较熟悉了，请萨特代他去看一看巴迪尔关押的情况。萨特同意了，于１１月初向西德当局提出要求，被拒绝。不久巴迪尔的一个同志豪格尔·明斯在关押中因绝食而死，这更加增强了萨特去德国的决心。他在《解放报》上发表一封信，抗议西德当局的拒绝。他还接受了西德《明镜》周刊的采访，详细谈了对这事的态度。
萨特谈到，他之所以要访问巴迪尔，是因为巴迪尔属于国际左派；其行动也许不一定是，但其原则是的。他想直接对巴迪尔及其同志的被监禁情况有所了解。
萨特明确表示，他对赤军派杀害柏林法官德伦克曼的行为表示反对，认为这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犯罪。从原则上说，他不反对武装斗争，但革命行动并不总是等同于武装斗争，它有多种形式。在法国、西德这样的国家，采用所谓“城市游击战”的形式是注定要失败的。
萨特反对西德当局在赤军派一案中限制被告和辩护律师自由接触的做法，认为这表明了司法界的不公正。他表示要继续利用自己名声的特权──戴高乐说过：“我们不能逮捕伏尔泰！”──来达到他访问巴迪尔的目的。
在发表这个谈话两天后，萨特获得西德当局同意，前往斯坦海姆监狱，同巴迪尔交谈了一个半小时，陪同前往有巴迪尔的律师。同一天萨特在德国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呼吁成立一个保护政治犯的行动委员会。几天后在巴黎他又举行了同样主题的记者招待会。
萨特的行动在德国激起公众的普遍反对。虽然他一再声明，他考虑的不是巴迪尔及其同志的恐怖行动，而仅仅是他在什么条件下被关押，但这话等于白说。舆论界总认为萨特是在支持赤军派的政治活动。因此萨特感到这次访问是一次失败。但他又表示，他并不后悔自己介入了这件事情；如果有必要重来一次的话，他还是会照样去干。
在这前后，还有另一个事情吸引了萨特和波伏瓦的注意：法国电视二台愿意为萨特提供一组节目时间，让他谈谈自己。电视台这样做，正像当年法国电台的做法一样，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开明，何况新任总统德斯坦对萨特十分敬重。
开始萨特拒绝了，他不想造成支持某个官方组织的印象。后来他和波伏瓦商量，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谈一谈自他诞生以来本世纪的历史，从根本上更新人们对当代的看法。电视台的头头马塞尔·朱利昂看来对这个计划也很热心。
从年底到１９７５年上半年，萨特和波伏瓦主要的精力都花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在一起反复商讨对电视节目的构想。节目一共分１０次，每次９０分钟；准备用７５分钟谈历史，而余下的１５分钟联系主题谈一谈今天的现实问题。
为了落实节目制作计划，他们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这１０次节目需要充足翔实的历史材料，他们找来不少年轻的历史学家合作，他们大都来自外省。协调这些历史学家同写作小组的关系，也花费了他们不少的时间。
再一个是经费问题。看起来经费的多少同节目的性质有关：如果是戏剧节目，可以得到需要的资金；如果被当作记录片，只能得到这笔经费的三分之一。萨特给朱利昂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说明这个节目应该归入戏剧类的理由。电视台同意把它归到戏剧节目中。
接着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孔达和阿斯特律克的电影《萨特自述》已经基本录制完成，如果它在电影院或电视屏幕上映出，就会形成同电视二台的节目唱对台戏的局面。电影制片人塞利曼给朱利昂写了一封信，保证在这１０次节目播完前电影不上演。这样，最后一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但萨特和波伏瓦渐渐认识到，朱利昂在这个事情上缺乏诚意。６月３０日，萨特给他写去一信要求会面，直到萨特和波伏瓦要离开巴黎度假了，对方还没有答复。假期，朱利昂给萨特回了一信，建议先搞一个试点节目：这完全是侮辱性的，荒谬到了极点。
９月下旬，萨特和波伏瓦回到巴黎，同朱利昂见了面。萨特情绪激烈地指责朱利昂，说自己早已过了接受考试的年龄；搞试点节目的建议实际上就是一种考试，可以让人打不及格、及格或良好的分数。他唯一可以接受的鉴定人是观众，但这里要求提交的试点节目不是对观众而是对专家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是一个新闻检查措施。
后来萨特和波伏瓦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个节目的提纲被送到总理希拉克那里，这是一个名叫安德烈·维安的议员干的。他们强烈反对这一计划。而朱利昂禀承他们的旨意，一直在欺骗糊弄萨特，玩弄种种手段，最后逼迫萨特自己说不干了，于是他们的破坏活动就大功告成。
９月２５日，萨特在波伏瓦的陪同下，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详细叙述了整个事情的始末，揭示了事情的真相。他给记者招待会加了个题目：“电视审查制度问题”，他说：“有人说萨特正在放弃。不对，是被迫放弃。这是一例事实确凿的非直接审查。”
与此同时，朱利昂等人开始了诽谤萨特的活动，他们暗示萨特想得到一大笔版税，实际上这笔钱原来都是准备交给那些历史学家小组的。朱利昂还说萨特自己不干事，总是让年轻的同事干，这也是谎言：萨特为这个事情几乎耗费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更有甚者，电视台这些人还凭空捏造了这样的谣言：“萨特要求得到他１９６４年拒绝的诺贝尔奖金。”这谣言甚至在斯德哥尔摩都激起了反响：那边发电文到法新社，询问情况。萨特对报界作了一个声明，坚决否认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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