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１９７０年１０月，萨特完成了关于福楼拜传记第一、二卷的写作，把手稿交给伽利玛出版社。这书定名为《家庭的白痴》。
本来这书的起因是他同法共理论家加罗蒂在思想领域的一场和平竞赛：他们约定就同一个人物用不同的方法──存在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来写，看哪种方法好。１９５５年萨特就这个题目写了一个初稿，自己感到不满意而搁了下来。
到写完《阿尔托纳的隐居者》后，萨特开始重新写这本书。这以后也干些别的事情，如写《词语》等等，但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写福楼拜上。关于这部书他一共写了三、四个稿子。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０年，正是他投入紧张激烈的政治活动的时期，他又把这一书稿从头到尾改写了一遍。
《家庭的白痴》第一、二卷在１９７１年暑期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这带给萨特的感受就像当年出版《恶心》一样，他心中充满欢乐。一个作家，无论是多么功成名就，对于他倾注全副心力的每一部重头作品都是格外看重的。在这两卷出版后不久，萨特修改完成第三卷交付出版社，并开始第四卷也就是最后一卷的写作工作。
萨特那些政治上的左派朋友不太赞成他写福楼拜，他们多次建议他改写一部关于革命或平民的小说。萨特拒绝了，他没有这种愿望。在文学事业上面，他不会听命于任何人。
他是以一个作家的身分而投身于政治活动的。萨特从很年轻时就构想过自己作为作家的一生：一个起步的青年时代，一个硕果累累的中年时代，一个投身政治的老年时代。为什么到老年要投身政治？因为这时精力已经不济，在文学事业上难以再攀高峰；而社会地位和影响却达到顶点，他可以运用这一优势干自己想干的事，起自己想起的作用。
这正如一轮夕阳，它即将落土，但它仍然显示出一种特有的辉煌。从事政治活动的作家生涯既是他生命的衰落期又是其顶峰。萨特就在这样一种思绪中同时投身政治活动和从事写作。而《家庭的白痴》是他最后一部扛鼎之作。
正如萨特以前每一部下大力气写的书一样，《家庭的白痴》也是一部奇书。其实它运用的不是所谓的存在主义方法，而是萨特多年探索研究的人学辩证法。他拿它来研究一个具体的人，而这同时也是在研究整个历史。萨特在其中紧紧把握住那作为个人和历史遭遇冲突的契合点，也是作为总体化的东西。这里福楼拜不是一个抽象的个体，他同时完全成为时代的表现。
关于福楼拜的书既是一部严谨的研究著作，又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萨特称之为真实的小说。写这部作品时，萨特不断地发挥着自己的想象；通过想象力把那些支离破碎的零星的毫无联系的事实组合成一个总体，再现当年那个真实的活生生的福楼拜。整部作品在总体上充满悬念，即“福楼拜是怎样成为他自己的”，直到全书终结，这个问题的答案才最终呈现出来。因此，也可以说这书是在讲述故事，说明一个人的终生失败是怎样导致了他的成功。它完全可以当作一部小说来读。
在后期写福楼拜时，萨特的写作状态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家庭的白痴》风格朴实自然，完全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萨特对文学已经达到在着迷之后又洞穿和超越的境界，他认为，最好的作品总是在没有太多苦心经营的情况下写成的，最好的风格是朴实和自然。
书中也有一些讲究文体的地方，这是萨特在不经意间运用了妙笔，一个有着长期写作经验的作家下意识的习惯做法，或许是为了更好地表达那些微妙的必须曲折尽意的东西。
这书还在写作之中，波伏瓦就已经对它十分熟悉了。萨特开始重写不久，她就在读这个稿子，那时他们正经受着国内公众把他们当成民族公敌、卖国贼的巨大压力，唯一可以寄托的是彼此在精神世界中的求索。正像读《辩证理性批判》和《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一样，波伏瓦从福楼拜传中也获得极大的慰藉。她常常从中随意抽取一大段来读，并同萨特展开讨论。
１９７１年夏天，萨特和波伏瓦在罗马度假时，波伏瓦又从头到尾把《家庭的白痴》读了一遍，仍然被深深吸引，一连几个小时放不开手。在她看来，萨特的书没有哪一本比它更有魅力了，既让人感到内含深刻、回味无穷，又使人读来轻松愉快，毫不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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