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法国大地卷起一阵巨大的政治风暴,萨特和波伏瓦也被卷了进去,或者不如说是他们自己决意投入。
事变在春天开始发生。3月,法国南特大学校园发生骚乱,为反抗学校的种种清规戒律,学生们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他们散发传单,反对越南战争,反对在学校受到的压迫。校长关闭了学校,想以此迫使学生就范。学生们转移地方,占领了巴黎索尔本大学。警察包围了学校,学生们开始撤离,许多学生在撤离时被捕。法国教师联合会号召全体教师罢教来支持学生的行动。
5月6日,学校当局在索尔本大学召开大会,要处分带头“闹事”的学生。而法国学生联合会在这一天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示威。学生和警察在拉丁区多次发生剧烈冲突,许多学生遭到毒打,被带上警车。以后几天,学生不断地举行游行示威,而警察在大街上设置路障,残暴地殴打示威者,甚至祸及无辜的过路人。
13日,法国政府为了平息事态的发展,表示同意开放索尔本大学,但还是爆发了有五、六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参加者有学生、教师和工人,他们举着横幅标语,高喊口号:“学生、教师、工人联合起来”、“我们要受欢迎的政府”、……
学生们随即占领了索尔本大学校园,现在它成了人们自由活动的中心:到处都是标语、传单、漫画和大字报,到处都有一群群人在热烈地争论着,任何人都可以表述自己的观点,而别的人也可以表示赞同或反对。
学生来到工厂,向工人发出共同战斗的号召:“工人阶级从学生瘦小的手中接过战斗的旗帜吧!”工人们迅速响应,到5月24日,罢工人数已接近一千万。工人们占领工厂,升起了红旗。他们的口号是:“工厂属于工人”、“权力属于工人阶级”、……
5月底,右派开始进行反击,戴高乐分子组织队伍游行示威。由于学生这段时间在巴黎大街上有种种暴力行动,如焚毁汽车、砸破商店橱窗等,而且他们内部也混进流氓、恶棍为非作歹,市民们不像以前那样支持他们了。在公民投票中,戴高乐派获胜,这场“五月风暴”慢慢被平息下去。
萨特和波伏瓦刚开始没有注意到这个事件,以为不过是一般学校校园内的骚乱。后来事情闹大了,他们十分关注它的发展。一旦认识到事件的政治意义,他们就毫不犹豫地介入进去。
5月9日,萨特、波伏瓦和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学生的行动,希望他们继续保持反抗的力量,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脱离这个异化的体制,并呼吁全体劳动者支持学生和教师的斗争。
12日,萨特对卢森堡电台记者发表谈话。他说,学生与大学体制唯一的关系就是砸烂它;而要砸烂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上街游行。他认为,现在应该完全由学生自己来决定他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别的人没有资格向他们说三道四。他的讲话很快就被印在传单上在拉丁区散发。
学生占领索尔本校园并把它辟为自由讨论区后,波伏瓦和朋友们经常去那里转悠,听听各种讨论甚至激烈的辩论,也参加谈话。人们讨论得最多的是以色列同阿拉伯的冲突问题、巴勒斯坦问题。
20日晚,萨特、波伏瓦和其他一些作家被学生运动领导人邀请到索尔本大学座谈。组织者预先告诉他们,会场秩序可能很乱,可以容纳四千人的大厅挤满了七千人。讲话者坐在大厅正中,周围是听众,没有麦克风。
萨特被学生带进挤得水泄不通的会场,其他被邀请的人则在外等着。大约过了一个小时,萨特出来了,后面跟着一大群学生和记者。他告诉波伏瓦,刚进去时,学生的反应不够友好,他讲了几句话后,会场就安静下来了。萨特表示对学生的完全支持。他说,通过学生运动,一种新社会的观念正在形成,这一社会是建立在充分民主以及社会主义与自由相结合的基础上的。他还回答了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最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这之后,萨特和波伏瓦一直同学生运动保持联系。他们多次同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盖斯玛见面,萨特还为《新观察家》刊物采访另一个领导人科恩─邦迪。他们的年轻同事和朋友都参加了学生的行动委员会。
运动后期,当公众舆论开始反对学生时,萨特和波伏瓦仍然坚持自己支持学生的立场。尽管他们知道,学生也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们有一个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谴责学生;学生的暴力是一种回答警方挑衅的反暴力。萨特还多次批评原先的同学、现在的大学教授雷蒙·阿隆,因为他站在反对学生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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