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人都是贵族，是世袭贵族，也是“实行农奴制以后的地主”，小说描写的就是他们在农奴制改革以后的情况。现在我要提的问题是：在农奴制改革之后，这些贵族还有些什么东西？由于这两个地主十分典型，小说作者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问题。两人之一是奥勃朗斯基，他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者，耽于及时行乐，长居莫斯科，是英国俱乐部成员。在人们的印象中，这样的享乐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还是蛮可爱的，天真烂漫，不害人，很聪明，很会享受，日子过得很滋润。这样的人家一般人口比较多，他们对自己的妻子儿女很和善，但并不是真正的关注。他们喜欢比较轻佻的女人，当然是良家妇女。他们并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但懂一点艺术之类的东西，喜欢闲聊侃大山。从农奴制改革一开始进行，这个贵族就十分清楚问题的实质，经过思考，他发现还是有些东西可以留给他的，因此其生活并没有什么改变，“至于我死后，哪怕是天翻地覆也无所谓。”他把妻子儿女今后的命运一点也不放在心上。他有一些剩余的财产，还有一张关系网，由此可以找个挂名的差事拿份薪水。如果钱也没了，差事也找不着，他就一事无成，因此，为了能够体面地进入上流社会，他会不择手段。以前是把农奴卖出去当兵，获得的钱用来还赌债和养情妇。对此他从无内疚之心。作为一个贵族，他从来不把贵族称号当多大回事，在农奴制改革后他甚至认为这完全没有用了。在他看来，世上值得他羡慕的只有三种人：走运者、当官的和富人。铁路家和银行家刚刚得势，他就跟他们拉关系、称兄道弟。小说这一情景是从列文批评他开始的。列文是他的亲戚，也是一个地主（但是完全相反的典型，他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列文认为他不应该去跟铁路家拉关系，在这样的人家中吃喝玩乐；这样的人身份可疑，不应交往。奥勃朗斯基针锋相对地反驳列文。这两人成了亲戚后，一直是针尖对麦芒。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些无耻之徒在反驳道德高尚者时反而显得有力些，而人格高尚者富于理想，看起来反而有点滑稽。他们的谈话是在一个夏天的夜晚，这两位打猎者在一个农夫的窝棚里过夜，睡在干草堆上。奥勃朗斯基说，不应该瞧不起铁路家，他们也是人，也跟其他人一样，凭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吃饭，并且建造了铁路，因此，这些人玩弄手段、获取暴利、倒买倒卖，都是合理的，无可指摘。
列文回答说：“但任何所得报酬与付出的劳动不相符合的情况都是不合理的。”
奥勃朗斯基问：“由谁来判断究竟是符合还是不符合呢？其实你并没有弄清楚劳动的正当与不正当之间的界限。尽管我属下的科长比我更懂业务，我拿的薪水比他高，这合不合理呢？”
“我说不清楚。”
“那么让我来告诉你吧：你搞农业，获得的利益应该有5000卢布，而这个窝棚的主人，无论他怎样努力，收入不会多于50卢布。这种情况就像我的薪水超出科长一样。”
列文驳斥说：“你说我得到5000卢布而这个农夫只有50卢布，这是不公平的，这说得很对。这的确不公平，我也感觉到了。但是……”
奥勃朗斯基接着他的话往下说，好像是在向他发起挑战：“是的，你感觉到这一点，但你又不愿意把自己的产业让给这个农夫。”
列文回答：“我没有把它让给别人，是因为没有人向我要。即使我想让与他人，也无法让，因为没有人可以让。”
“就让给这个农夫吧，他不会拒绝。”
“那好，但我怎样让与呢？是同他去办一个田契过户手续吗？”
“我说不清楚，但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权利……”
“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出让自己的土地，我应该对土地和家庭承担责任。”
“既然你认为自己跟农夫之间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你不采取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呢？”
“我在采取行动，不过是一种消极行动：努力防止我跟他们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种看法十分奇怪。听我说，朋友，事情是这样的：要么你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你就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么承认自己享受的特权是不合理的，同时尽情享受这些特权，就像我这样；两者必居其一。”
“如果认为这不合理，就不可能尽情享受，至少我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自己问心无愧。”
以上是这两人的谈话。现在你会同意我的看法，这里确实是关涉到“当前最要紧的问题”，甚至包括了所有最要紧的问题中最要紧的问题。这里反映的是纯粹的俄罗斯特色。首先，这里涉及到的思想，即使在欧洲，在40年前也才刚刚产生，并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圣西门和傅立叶这些该思想的最早阐释者。而在我们国家，在全俄罗斯，了解这一新运动的也就只有四五十人。而现在地主住在农夫窝棚里过夜时也会谈起这些问题来，而且谈得很在点子上，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从否定的角度，他们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属于上层社会的地主，在英国俱乐部谈论着这一问题，通过报纸和其它信息渠道了解有关情况；这表明，现在不仅是教授和学者，而且有奥勃朗斯基、列文这样的上层社会人物来关注这种有关理想的空话。这是现代俄罗斯思想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小说作者还指出第二个重要特点：对新思想合理性的论证是由这样一种人作出的，为了它也就是为了无产者和穷人的幸福，他不会拿出一个子儿来；恰恰相反，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会把穷人剥削得连裤子都没有穿的，同时却十分轻松地宣称现行社会体制十分荒谬、人类历史即将走上尽头。值得注意的是，像奥勃朗斯基这样的人首先是完全赞同新思想，然后以此为武器，来攻击应该还算可以的整个社会制度、个体、家庭，因为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无足轻重的。还须注意的是，我们国家没有科学，而这些人尽管意识到自己缺乏科学，还是敢于如此轻率地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而他们只是刚刚接触这样的问题，并且是照着别人的调子在说话。第三个重要特点是：这样的人说，“要么你认为现有的社会制度是合理的，你就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么承认自己享受的特权是不合理的，同时尽情享受这些特权，就像我这样；两者必居其一。”其实他已经对俄罗斯、对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的将来作出了宣判，并予以责备，同时又声明这一切均与他无关：“我知道自己十分卑劣，但我乐于做一个卑劣的人，至于我死后，哪怕是天翻地覆也无所谓。”他之所以这样沉着冷静，是因为他有财产；如果没有财产，那就过一天算一天，这是最方便的做法。因此，像这样的公民、这样有家有口的人、这样的俄罗斯人，是最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请回忆一下，20年来，我们看到多少无耻之极的事情，见识了多少随风转舵、左右逢源的做法，许多人刚一接触新观念就全盘接受，为了两个子儿的利益，第二天又可以立即起来反对它。这里没有任何道德根基，除了“至于我死后，哪怕是天翻地覆也无所谓”。
很有意思的是，跟这种人数众多并占据主要地位的典型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种俄罗斯贵族和地主的典型，这就是列文。像列文这样的人在俄罗斯也很多，几乎跟奥勃朗斯基之流一样多。我这里说的不是小说赋予他的形象，而是指其本质特点。具有这一特点的人在解答自己的问题时十分焦虑，甚至有些病态：他们有热望，有信仰，却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这一特点在列文对奥勃朗斯基的回答中十分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如果认为这不合理，就不可能尽情享受，至少我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让自己问心无愧。”
在他是否有罪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之前，他是无法让自己安下心来的。但你知道他不安的程度吗？他会丧失最后的精神支柱，如果有必要，如果他能向自己证明有必要，他的做法会跟奥勃朗斯基相反：奥勃朗斯基会说，“虽然我很卑劣，但生活得很快活”，而他会变成“弗拉斯”，涅克拉索夫《弗拉斯》中的主人公，在非常激动和恐慌的情况下，他会把自己的财产分掉，“然后去沿街乞讨，为的是建造一座上帝的殿堂。”如果不这样做，也会做出其它类似的行动，并且乐此不疲。须得注意的是，我要将此特点再说一遍：这样的人占多数，他们是新人，是俄罗斯的根基之所在，他们需要真理，只要真理，反对任何虚伪，为了真理不惜牺牲一切。20年来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即使在过去，在彼得大帝之前，这样的人已经存在。这样的人只要真理，他们非常着急地期盼着一个新俄罗斯的到来。他们没有经验，因此不考虑任何条件，甚至不加以任何论证。而我要为他们大声辩解的是，他们充满了真正的感情。这一特点还表现在他们很不成熟，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具有不同信念：既有贵族，也有无产者；既有教士，也有不信教者；既有富人，也有穷人；既有老人，也有小女孩；既有斯拉夫派，也有欧洲派。他们的信念各不相同，但对忠诚和真理的追求则是一致的，都愿意为它贡献出一切乃至生命，也就是我说的“弗拉斯”。有人会叫了起来：这种说法太荒谬，我们不可能有这样执着的对忠诚的追求。但我想说的是，忠诚与可怕的堕落并存，而俄罗斯的未来属于这些忠诚的人；我们无法忽视他们的存在。小说作者将已经过时的卑劣小人奥勃朗斯基与新人列文进行比较，也就是将人数很多但已经过时、失去前途的俄罗斯人跟具有新真理的人进行比较，后者无法承受“自己有罪”这一信念。因此，为了做到问心无愧，为了赎罪，他们愿意贡献一切。很有意义的是，我们的社会只须划分为这两个部分，因为这就几乎囊括了俄罗斯全部生活，当然，我们没有将那些具有惰性、平庸无能、麻木不仁的人算进去。而小说作者在指出“当前最要紧问题”时，最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地方是，他的新人列文还没有解决让他内心不安的问题，或者说他几乎已经解决了，不过只是在自己内心，并且对自己不利，因为他怀疑自己有罪，同时其本性中还有一种更为直接、现实、有力的东西阻止他对自己作出最后判决。而奥勃朗斯基的做法正好相反，他根本就不在意自己是否有罪，毫不犹豫地就作出决定，因为这样对他有利：“如果一切都很荒谬，如果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那么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我有的是时间，末日审判不会立即来临。”
——作家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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