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以前我就在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刚开始时我很喜欢它，到后来，尽管我仍然被它的一些细节所吸引，从总体上看，我对它有些不太满意。我觉得有些内容以前在什么地方读到过，例如在这同一位作者的《童年.少年》和《战争与和平》中，形象甚至更为鲜活一些。尽管情节有些变化，仍然是一些俄罗斯贵族家庭的故事。像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沃伦斯基这样的人，彼此之间只会谈论马匹，此外再没有别的话题。当然，从对这一类人的了解来看，写这些事也是有意义的，但这个阶级的人似乎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例如，对这匹“穿制服的公马”（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对沃伦斯基的雅称）所谓的爱情我们只能抱之以嘲讽的态度。当作者煞费苦心地引导读者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时，我甚至感到有些不耐。但我的看法突然有了改变。我看到女主人公一度濒临死亡的情景（后来她又恢复过来了），于是我明白了作者的意图。一个伟大而永恒的真理出现在这种卑劣无耻的生活中心，于是一切都处于光明之中。这些卑劣、低下和虚伪的人通过自然规律即死亡的力量突然变成高尚、正义的人，能够被称为人的人，其外壳被剥落，显露了内在的真相。像沃伦斯基这样的人，曾以正确、正义和崇高自命，在失去了原先的光环和尊严之后，反而变得更有尊严、更加正确。仇视和虚伪转化为宽恕和仁爱，等级观念已不存在，人们变得更加像人。人人都能反省自己的过错，结果任何人都没有错，反而证实了大家的正确。读者感受到，只有生活的真理才是现实的、必然存在的、不能不相信的；在它面前，我们的全部生活和激情，无论是卑下还是崇高，都算不了什么。有些人终其一生都体会不了这种真理，而作者在小说中向我们指出来了。他向我们表明，这样的真理确实存在，这并不是出于信仰，也不是一种理想，而是必然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作者在写这部作品时，想要说明的就是这一点。我认为，很有必要提醒俄罗斯读者注意这一永恒真理，因为有太多的人已经忘记它了。托尔斯泰具有了不起的艺术才能，他向读者提醒了这一点，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十分完美的艺术作品，当代欧洲没有哪一部类似的文学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它所涉及的主题是我们俄罗斯自己的东西，读来使人倍感亲切，形成了我们相对于欧洲的特点，成为俄罗斯民族的新发现，或者至少为这一发现创造了条件；这种发现是欧洲所没有的，却对它十分重要，尽管欧洲自以为是，不能认识这一点。这里我不作专门的文学评论，只是简要地指出一点：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贯穿着一种关于犯罪的观念。它描写的是那些处于非常境况的人，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存在罪恶，他们由于虚伪而犯罪，最后遭到毁灭：显然，这也是欧洲自古以来乐于涉及的题材，但欧洲人是怎样解决这一问题的呢？解决的办法大致有两种。第一种：通过法律方式解决。法律是现实存在的，有文字，有条理，已经制订了几千年，是那些圣贤们通过对人的内心和人类共同生活的种种情况进行科学研究，反复斟酌而得出来的，善恶分明，轻重适度。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典是一定要遵循的；谁不遵守和违犯它，就要以自己的自由、财产和生命作为代价。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不人道的。欧洲文明自己也承认：“这确实具有盲目性，不人道，同时也难以实行，因为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制定出最后的公式，但没有其它路可走，只有遵守已有的法律，即使这种遵守是不人道的；如果不这样做，会导致更糟糕的后果。全部现有的制度，被我们称之为伟大的欧洲文明，其实是很不正常、荒谬绝伦。我们只是希望在现有的情况下，人类健康的精神不被破坏，人们的信念和理想不被动摇，善恶观念不被歪曲，正常状态不被反常所代替，淳朴自然不被越来越多的虚伪和压迫而消除殆尽。”第二种方法正好相反：“由于社会制度很不合理，我们不能要求个人对其行为后果承担责任。因此，犯罪的人没有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本就没有所谓犯罪。为了消除犯罪现象，首先要消除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但这既需要很长时间，也很难成功。在没有其它更好办法的情况下，就应该彻底毁灭旧的社会，将旧制度彻底清除，在新的基础上开始建设；这种新的基础我们虽然还不了解，一定比现有的制度强，其中包含着许多契机。我们将希望主要寄托科学上面。”这第二种解决办法是让世界处于敌对和战争状态，为的是将来建立一个蚂蚁王国。除此之外，欧洲世界再也找不到其它办法了。

　　从俄罗斯作家关于犯罪的观念可以看出，无论是蚂蚁王国，还是所谓“第四等级”的胜利，还是消除贫困，还是哪一种劳动组织，都无法使人类摆脱不合理的状况，因此，也就不能消除犯罪。这些都是通过对人的心理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崭新的现实主义描写方法表现出来的。十分明显的是，潜藏于人类之中的罪恶要比那些自以为可以包治百病的社会主义者想象的多得多，没有哪一种社会制度能够避免罪恶，因为人的精神是不会改变的，而罪恶就是来自这里，科学对于人类精神的活动规律还很少了解，因此，并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医生，甚至也没有最后的裁判者，除了那位“我会为含冤的你昭雪，我会让犯罪者遭报应”的上帝。只有他才掌握着这个世界的全部秘密和人类的最终命运。作为一个人，他还不能自豪地说自己是无罪的，现在还没到这样的时候。当一个人要当裁判者时，他应该明白，即使他手中握有天枰，如果他不能正视那无法解开的规律之秘密，不具有仁爱之心，他就无法担当最后的裁判者，他自身就是有罪的，他手中的天枰也是荒谬之物。人的出路在于，不要因为无法了解自己的出路和命运而绝望，不要认为罪恶是神秘而无法避免的东西。小说中有一个“女主人公患了要命的病”的场景，作者在这里天才地指出了这条出路：有罪之人和敌对之人突然变成崇高的人，变成互相原谅的朋友，以彼此宽容消除了自己身上的虚伪和罪恶，因此，也就立即证明了自己无罪，并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在小说结尾部分，作者又描写了一个人的灵魂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这一可怕的情景表现了一种无法抗拒的状态：当罪恶控制了一个人的身心后，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他的任何抵抗和思想的愿望都被剥夺殆尽，复仇的激情反而使他将黑暗当作了光明。这种场景对于那些想当人类裁判者的人来说是很有教益的，他会惊惶不安地说：“我做不到为含冤的你昭雪，也做不到让犯罪者遭报应。”他再不会毫无人道地去指责那些被毁掉的犯罪者，指责他们无视数千年来的光明大道并否定之。

　　如果我们现在就产生了这样有深度和表现力的文学作品，那么以后怎么就不能产生自己的科学、自己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办法？为什么欧洲一定要否定我们的独立性，否认我们的发现？这样的问题自然会提出来。我们总不会得出这样可笑的结论：大自然给予我们俄罗斯人的，只有文学方面的才能吧？一切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等待欧洲人作出这一结论前，我们这些在欧洲的俄罗斯人难道不应该这样来考虑问题吗？

　　——作家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