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７月，一个叫舍恩曼的年轻人找到波伏瓦。他是美国人，住在英国，是罗素基金会的一个秘书长。他向波伏瓦介绍了伯兰特·罗素的计划：仿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成立一个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邀请她和萨特作为法庭成员参加。他还特别声明听证会在巴黎举行，他们不必全参加，只是在最后作出裁决时出席两三天。萨特和波伏瓦同意了。

　　１１月，在互助大厅举行了反对越战会议。大厅坐满了人，多为年轻人。萨特说：“我们支持越南，不只是从道义上考虑，越南人也是为我们而战！”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１２月，萨特写了一篇文章，宣布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的存在，并驳斥了审判没有意义的说法。他说，这个法庭将完全用法律的方法来确定美国是否犯有战争罪。法庭裁决将以纽伦堡应用的法律、布里昂德─凯洛格条约和日内瓦公约为基础。

　　１９６７年１月，萨特到伦敦会见舍恩曼和许多法官，规定审判法规。在巴黎还开了其它的会，有时郎兹曼作为萨特的代表参加。法庭原定在巴黎举行，但戴高乐不想得罪美国人，拒绝给予法庭成员签证。于是法庭又同斯德哥尔摩接触，瑞典政府先是拒绝，后来又勉强同意。这样，萨特和波伏瓦就不可能完全在巴黎生活同时介入此事，而必须往外地奔波。

　　５月，萨特和波伏瓦来到斯德哥尔摩。法庭的名誉主席是罗素，他年事已高，留在英国，不参加具体活动。萨特是执行主席。南斯拉夫人德杰迪将主持开庭。他曾同铁托一起作战，铁托受伤的那天，他的妻子正好被杀。他本人头部也受了伤，有一块弹片至今医生无法取出。

　　战后德杰迪曾在南斯拉夫担任重要职务，后因抗议铁托对一位作家的迫害而被判刑。在被允许离开南斯拉夫后他到了美国，在大学教书。现在萨特和波伏瓦同他成了朋友。其他法官多为各国著名法律专家或高级知识分子。

　　开庭前萨特致函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要求美国派律师在法庭上辩护，对方没有作直接答复。但腊斯克对新闻记者说：“我不会跟一个９４岁的英国老头玩小孩的游戏！”萨特对这种态度作出反应，他发表谈话把罗素同腊斯克作了比较，指出腊斯克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国务院官员而已。

　　在斯德哥尔摩的日子异常紧张，每一天的日程都被排得满满的。萨特和波伏瓦几乎没有单独说话的机会，也没有时间读书看报。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投票、起草文件、统一意见，最后，萨特宣读了一份文件，陈述了裁决的理由，然后让人们提问并回答问题。最后第一轮审判终于圆满结束。整个会场爆发出热烈掌声，大家相互拥抱，古巴人放声大哭，越南人眼里充满泪水。

　　萨特和波伏瓦回到巴黎。刚刚经过那种类似宗教静修的生活方式，义务明确，一分钟都不浪费，现在重新开始过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时间的生活，他们还真有点不习惯。

　　１１月１９日，萨特和波伏瓦飞往哥本哈根，法庭设在离城２０英里的一个工会大楼内。这次审判活动不仅又有了许多新的控告材料，还有３个目击证人，一个是特种部队成员，他自己动手打过俘虏，自称战犯；一个是黑人，也在拷打和大屠杀现场，他按照军官的命令，枪杀过一个妇女，原因仅仅是她走向指定集中地点时不够快。还有受害者出庭作证。

　　最后一次公开开庭。会堂座无虚席。萨特宣读判决书。法庭一致认为，美国人使用了禁用武器，以与战争法相违背的非人道的方式对待俘虏和老百姓，犯了种族灭绝罪。法庭还一致谴责美国对老挝的侵略，谴责泰国和菲律宾作美国的同谋。法庭有三个成员认为日本帮助了美国，但它不是侵略越南的同犯。在对所有问题作了回答后，法庭审判圆满结束，会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人们相互拥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