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的性格并不是很内敛的，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热情奔放、难以自持的人，始终是这样，一辈子都是这样。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穷人》让他大为叹服。（大约一年后我们分道扬镳了，有多方面的原因，现在看起来却是无所谓的。）当时我们认识不久，他是真心实意地爱护我，并且一厢情愿地用他的思想观念来改变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对我的关爱之情非常强烈，至少在认识后的最初几个月是这样的。当时他是一个十分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并径直拿无神论来为我启蒙。这充分体现了他在思想方面的敏感和深刻。3年前，“国际”组织的一份号召书，第一句话就是“我们首先是无神论者的组织”，开篇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别林斯基也是这样。他最重视的是理性、科学和现实主义，同时他也比任何人都更为清楚地意识到，仅仅依靠理性、科学和现实主义并不能构建一个人们可以如愿地生活于其中的和谐社会，只会建造成一个蚂蚁王国。他知道，一个社会的基础是道德规则。他对新的社会主义道德规则崇信到了失去理智和不加思考的地步，其实除了对人类健全本性的歪曲外，他并未指出过任何一个道德规则。这里只有他的激情在起作用。而别林斯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首先否弃基督教。他认识到，革命应该从宣扬无神论开始。这种被他否弃的宗教，产生了被其否定的社会道德基础。无论是家庭、私有制还是个人道德责任，他一概予以彻底否定。（我要说明的是，与此同时，他是一位好丈夫和好父亲。）他无疑明白，一旦个人道德责任遭到否定，其自由也就被否定了；但他深信不疑的是，社会主义不仅不会毁灭个人自由，还会在一个更高的程度上将其实现，而且是建立在一个不可动摇的新基础上。

　　然而要跟基督斗争，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他的个人品格仍然是光彩照人的。别林斯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必然要否定基督的思想，将其称为反文明的虚假仁慈，指出它已经被现代科学和经济规律所推翻。但基督半人半神的光辉形象仍然存在，他那无人可及的崇高道德仍然存在，他那产生奇迹的神奇之美仍然存在。而别林斯基出于他那永不停息的热情，甚至在这一不可逾越的难度之前也不停步，而里奈则败下了阵来，他在那部彻底否定信仰的书《基督传》中承认：归根到底，基督是人类美的理想，是无人能及的典型，甚至是后无来者的。

　　一天晚上，别林斯基对着我尖声高叫（每当他十分激动时，就会像这样尖声高叫着）：“你明白吗？如果一个社会组织得太糟糕，以至于人们不能不干出暴行，如果经济状况导致他们干下这些暴行，这时就不能要求他们承担责任，甚至要求他们伸出自己的脸让人家打。如果要求一个人去做违反其本性的事情，哪怕他自己愿意，也是错误的、残忍的。”

　　那个晚上还有别林斯基的一位朋友在场，别林斯基对他十分尊重，并能够听取他的许多建议。在场的还有一位初涉文坛的年轻作家，现在已是文学界的名人了。

　　别林斯基突然停止了尖叫，指着我对那位朋友说：“我甚至觉得他很可怜，每次我提到基督，他的脸就会发白，一副要哭的样子。”然后又朝向我：“你得相信，你的那位基督如果生于我们这个时代，会是一个最平庸的人，默默无闻，由于现代科学和社会境况，他在人海中必定是悄无声息的。”

　　接下来他突然改口说：“啊，不对，不对，如果基督再世，他一定会参加我们的运动，并且领导它。”（我记得他是在房间里来回走，而我们都坐着。）他接着说：“对，对，他一定会加入社会主义者的行列，同他们一起前进。”

　　在当时，那些认为基督会这样做的人都是些法国人：首先有乔治。桑；然后有卡贝，现在人们已经不大记得这个人了；还有彼埃尔.莱卢；最后还有蒲鲁东，当时他刚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不久。在我的记忆中，这4个人是别林斯基最为尊崇的。他对傅立叶已经不那么重视了。晚间谈话时他经常议论这些人。还有一个德国人也是他十分尊崇的，就是费尔巴哈（别林斯基一生没有学会一门外语，因此他读成“弗伊巴哈”）。在谈论斯特劳斯时，他的态度也很尊重。

　　别林斯基对于自己的信念十分坚守执着，这应该是一个十分幸福的人。有人评论说，如果别林斯基能够多活一些时日，他会成为斯拉夫派。我认为这话是毫无根据的。他永远不会成为斯拉夫派。如果他能够活下去并且出国，最后会成为一个侨民，仍然满怀热情，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不允许任何人怀疑，奔走在德国或瑞士的一些国际会议上，也可能成为某个德国戈格夫人的顾问，为她的妇女问题出谋划策。

　　别林斯基应该是一个十分幸福的人，他的内心总是一片宁静，不过有时也有某种忧愁浮了上来，但这并非由于怀疑自己的主张，或者对自己的理想感到失望，而是由于他的理想不能尽快实现。他可以说是俄罗斯最性急的人。一次下午3点，我在兹纳缅斯克教堂附近碰见他，他对我说，他正在散步，准备回家。他说：“我常来这里，看看铁路工程的进展（当时正在这里建造尼古拉耶夫斯克火车站）。我待一会儿，看看进展情况，也散散心。我们总算有一条铁路了。也许你想不到，这个想法让我有多么欣慰。”这话讲得不错，没有自我炫耀的色彩。在回去的路上，他对我说：“你等着瞧吧，等我进入坟墓后（他知道自己患有肺病），人们才会发现，他们究竟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去世的那一年我已经不去看他了。他对我十分厌恶，而我当时却满怀热情全盘接受了他的学说。一年后，在托波尔斯克，我们被关押在犯人交接站的监狱里，等待着下一步行动。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向看守求情，在其宿舍同我们秘密会面。我们见到了这些了不起的殉道者，她们自愿伴随丈夫去西伯利亚过流放生活。为了一个道义上的责任，她们抛弃了一切：名望、财产、交际和亲友，而这一责任本来是最没有约束力的。她们自己清白无罪，却同被判刑的丈夫一样，忍受了25年之久的流放生活。这次会见持续了大约1小时。她们为我们祝福，划了十字，并送给我们每人一本新约，这是监狱里唯一允许读的书。在监狱里，这本书在我的枕头下陪伴我整整4年。我偶尔读读它，有时读给别人听，还用它教会了一个犯人认字。我周围的那些人，按照别林斯基的观念说，属于那些不可能不犯罪的人，其实也没有错，只是比别人更为不幸而已。我很清楚，所有的俄罗斯人都称我们为“不幸的人”，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这一称呼。但在这里所具有的含义跟别林斯基所说是不同的，应该包含着另一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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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要想说的是，如果别林斯基、克拉诺夫斯基等无用之人看到现在的情景，也会说：“不对，我们的理想不是这样的；这里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应该等待，光明终会出现，进步是必然的，通过合理的改造，人类将获得幸福。”他们不会承认，这条道路只可能导致巴黎公社这样的结局。在经历这样的事件后，他们仍然会继续愚蠢地幻想下去。这里我是把别林斯基当作俄罗斯生活的一种现象，而不是看作一个个体，来进行斥责的。这是俄罗斯生活中最为丑恶、愚蠢和可耻的现象。唯一可以原谅的，是其不可避免性。你要知道，即使现在，别林斯基也不会否定这样的想法：“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它发生在法国，也就是说，由于民族性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再找这样一个民族，它没有任何民族性，并且能够容忍像我这样去打自己母亲（俄罗斯祖国）耳光的人。”他会充满怒气地去写那些卑劣文章，侮辱俄罗斯，否认其伟大的现象（即普希金的存在），让俄罗斯成为一个完全空无的民族，以便去领导全人类的事业。我还想说的是，你并不了解他，而我同他接触过，有一定的了解，而现在可以说是完全了解了。他在我面前大骂基督，但他从未将自己与基督进行比较。他根本就觉察不到自己身上存在的虚荣、怨恨、浮躁、冲动和卑劣，主要是虚荣心。他在辱骂基督时从未想一想，我们拿什么来取代基督，总不能由我们自己来取代吧，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卑劣。没有，别林斯基从未想过自己是否卑劣的问题，他总是处于志得意满的状态，这就是人格上令人厌恶的愚蠢了。你认为他很有才华，我认为没有。我还年轻的时候，听到他的一些文学评论（例如对《死魂灵》），感到非常惊讶。他对果戈理塑造的人物的分析非常肤浅和轻率，肯定的只是果戈理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4年来我读了他的许多评论文章。当普希金抛弃过去虚假风格而写出《别尔金小说集》和《彼得大帝的黑奴》时，他却斥责普希金，认为这些作品毫无价值。在他看来，果戈理的小说《马车》不是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而只能算是一篇引人发笑的小故事。他对《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结局持否定态度，最先宣扬普希金有宫廷侍从风格这一说法。他曾预言屠格涅夫不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而这是在读了屠格涅夫很有艺术特色的小说《三幅画像》之后。这方面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很多。总之，直到现在，我们对别林斯基的评价仍然带有先入为主之见。

　　——作家日记、给斯特拉霍夫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