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波伏瓦的《势所必然》出版的同时，萨特完成了他的自传，定名为《词语》，先是发表在《现代》，随即由伽利玛出版社出了单行本。

　　《词语》的出版立即获得评论界一致的好评。虽然对这书有种种不同的理解，或认为它标志着萨特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或认为这是他自欺的新表现，或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都承认这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是文学史上少有的独具特色的自传作品。

　　自５０年代写出初稿后，萨特一直把这个自传搁着，他有其它许多东西要写。１９６１年，他开始重写自传，一个原因是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他得写了这个来还债。

　　原先的稿子“无立足之地的让”萨特自己觉得写得很糟糕，政治色彩太浓，采用的分析方法也十分僵硬，没有对自己的童年作应有的描述。

　　这次萨特重写，希望把它写成一部文学性特别强的作品，比他以前所有的作品都更具有纯文学的味道。他想借这本书来向纯文学告别；在《词语》中实现它、解释它同时又离开它。

　　萨特的改写是十分成功的。他特别注意了作品的风格。他对每一件事、每一个人都采用一种独特的描述方式；几乎每一个段落中都有一些暗示，一些含蓄的地方，一些意在言外的东西。《词语》特别讲究遣词造句之灵巧，萨特要用这些东西来打动读者，迷住读者；在这方面花了大量时间，下了很大工夫。他达到了这个目的。

　　萨特没有把自传写成单纯回忆录性质的东西，没有让那些并无多大意义的逸闻趣事充斥全书，也没有单纯的叙述、议论或分析，甚至没有单纯的过去或现在，而是把这一切都穿插、交织在一起，哲学、心理、体验、分析、形象、理念，这一切都看似随意、其实是精心安排的结合在一起，显得那么自如。其精彩的程度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可比。

　　在这书中，萨特通过历史的境况来确定自己，从而说明他为之而写作的是什么，他的神经症的根源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仅仅专注于自己的人生，还要把他这一代人的命运描绘出来，把偶然的人生经历变为超时间的必然。

　　现在萨特对待文学的态度已经达到否定之否定的高度。文学不是一切，但它也不是“狗屁”。文学确实不能拯救一个人，它没有绝对价值，但抛弃文学而投身政治，也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近１０年的种种经历让他认识到，任何活动都有它的限度。

　　萨特通过《词语》这种最讲究文学性的作品来向文学告别，这本身就是矛盾的。正因为如此，这部作品才具有一种“复调”效应。它既有对沉迷于文学的尖锐讽刺，又有对这种状况的理解和体谅。矛盾本身就是最正常的状况。

　　现在文学对于萨特来说，仍然具有与生命同等的意义。他不可能不是一个作家，不可能不从事文学创作。不过他又觉得这一切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有些超脱于文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