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怎样才能跟他进行一场合乎正派文明者身份的争吵呢？他对我就像捏一只苍蝇一样。这个军官个子快一米九零了，而我又矮又瘦。不过是否争吵，权利仍然在我手中：只要我表示一下抗议，他肯定会把我扔出窗外。而我却打消了抗议的念头，怀着怨恨溜掉了。
我激动不已，羞惭万分，从小餐馆回到家中，第二天我仍然继续着自己的荒唐生活，只是更为卑怯、更为畏缩、更为忧郁，不过毕竟是在继续荒唐。但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因为胆小而怕那个军官，我从未害怕过他，尽管实际上我一直都在害怕，请先别忙着发笑，这是我要说明的；对所有的事情我都会有说明，你们尽可放心。
如果这个军官同意决斗就好了！但他是个循规蹈矩的先生，宁可打台球也不会用手枪决斗，或者像果戈理小说中的彼洛科夫中尉那样，一切均按照上级指示办。他不会跟我这种非军人决斗，认为这是有损其身份的，而且一般来说，认为决斗是很难想象的、自由化的、法国的东西，而他自己身高将近一米九零，欺负我这样的人是没问题的。
其实我的害怕并不是由于胆小，而是出于不着边际的虚荣心。我不怕身高一米九零的人，也不怕被人猛揍一顿然后被扔到窗外，肉体上我是足够勇敢的，但精神上的勇气却很不够。我害怕的是，当我提出抗议并用文学性的语言同他们谈话时，所有在场的人（从这个无耻的台球室计分者到那个不修边幅、浑身发臭、脸有粉刺而蛮不讲理的小职员）都因为无法理解而嘲笑我。我相信，他们全都会笑得肚子发疼，而那个军官不仅会狠毒地揍我一顿，还会用膝盖顶住我绕着台球桌转，直到他玩够了，才会把我一下子扔出窗外。
当然，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后来我在街上常常见到这家伙，很快就把他认出来了，但不知道他是否也认出我来。很可能没有认出来，我是根据某种迹象说的。但我总是恶狠狠地盯着他看，就这样继续了好几年！我的仇恨逐年增加。刚开始我偷偷地打听他的消息。要打听很困难，因为我谁都不认识。但有一次正好我远远地跟在他后面，就像被他拴住似的，而这时有人喊着他的姓名打招呼，于是我就知道他姓甚名谁。还有一次我一直跟到他的住处，花了10个戈比向门卫打听他住在哪一层，是单身还是跟人合住等等，总之，打听可以问到的一切。一天早晨，尽管平时我从来不拿笔写东西，忽然动了念头要写一篇讽刺小说来揭露这个军官。我热情十足地写了起来。我不光揭露他，还编造些丑事来诬蔑他。刚开始我编造一个姓，是假的，但让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谁，后来又仔细推敲，把姓改了一下，投到《祖国纪事》。但那时还不兴暴露性的文字，所以我的小说没有发表。我为此很是恼怒，有时气得实在难以忍受。最后我决定向敌人提出决斗。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文字美妙感人，我要求他向我道歉，否则就要求决斗（我没有明说，只是暗示这一点，但态度是强硬的）。这封信的基调是这样的：只要这位军官懂得一点“美好和崇高”的东西，他就一定会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表示其友情。这样该有多好啊！我们和好如初，和好如初了！我心里暗暗思量：“他会用其官位来保护我，而我可以用一肚子伦理道德来让他变得高尚一些，还可以……，还有很多有用的东西！”不过再想一下，他侮辱我已经有两年了，而我提出决斗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尽管我在信中作了一些巧妙的掩饰。感谢上帝，最后我没有把信寄出去。一想起如果这信寄出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我就不禁害怕得发起抖来。突然……，突然我想起一个最为简单也最具有天才色彩的报复方法！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想法。有时节日期间我在4点钟到涅瓦大街，在有阳光的一侧散步。其实根本不是散步，而是承受数不清的烦恼、屈辱和愤怒，然而这些似乎都是我需要的。我的形象很不雅观，像一条泥鳅似地在行人中间窜来窜去，一会儿给将军让路，过一会儿又给军官们让路，再过一会儿得给夫人们让路。在这期间，一想起我的衣服是那样寒酸，我窜来窜去的样子是那样鄙陋可笑，我的心就疼痛得发抖，而背上也开始发热。这种想法变成直接的感受，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不过是一只苍蝇，一只肮脏而放纵的苍蝇，一只最智慧、最有教养、最为高尚的苍蝇，同时又是一只不断地向一切退让、饱受侮辱和伤害的苍蝇。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惨？我为什么要去涅瓦大街转悠？难道不知道这一切后果吗？然而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要去。
在同那个军官发生那一事件后，我更加强烈地被吸引到涅瓦大街上，因为在那里碰见他的机会最多，正好可以欣赏他的表现。他也是在节日期间去得最多。尽管在将军和长官面前他也会让路，也会向他们大献殷勤，但对我这样的人，甚至比我更为重要一些的人，他是完全不放在眼里的：他直接走过来，就好像前面空无一人。怎么也不会让路的。看着他我十分气愤，而且每次都是我闪过身去给他让路，尽管恨得牙齿发痒。让我苦恼不堪的是，即使在大街上我跟他也不能处于平等地位。有时半夜两三点钟醒来，在一阵歇斯底里大发作中我追问自己：“你为什么总要先闪过身去让他？为什么让路的总是你而不是他？这样的事有法律规定吗？有什么书记载这事吗？以后最好是平等相处，像那些有礼貌的人相遇一样，他让一半，你也让一半，大家互相尊重，都能过去了。”但事情并不是这样，以后还是我躲着让他，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在给他让路。
突然，一个十分特别的想法涌上心头，我想：“再碰到他，我就故意不给他让路，甚至故意冲撞他，那会怎样呢？”这个大胆的想法逐渐控制了我，让我无法安宁。我不断地琢磨着这个可怕的想法，更加经常地去涅瓦大街，为的是搞清楚怎么办和什么时候办。我十分得意，认为这个想法完全有可能实现。我想着这事，由于感到满足心已经开始变软：“当然，不要撞得他太狠，只是不再让到一边，既撞着他又不太厉害，而是肩膀碰着肩膀，即使相撞，从礼貌上也说得过去；他把我撞得怎样，我就把他撞得怎样。”我终于下定决心干这事，但要花许多时间来准备。首先是衣服要穿得更为体面一些。“例如，万一在大街上争吵起来（这里的行人都是很斯文的，有伯爵夫人，有公爵，有许多文雅之人），如果衣着得体，就意味着在上层社会眼中，我同他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同等地位。”为此我要求预支薪水，在楚尔津那里买了一双黑手套和一顶很有派的帽子。手套原先想买淡黄色的，后来觉得黑色更为庄重高雅一些，“太醒目的颜色会让人的形象过于突出”，所以最终放弃了浅黄色。衬衣是带白色骨质领扣的优质品，我早就准备好了，然而大衣却让我颇费周折。我已有的大衣本来也不错，穿着很暖和，但它的里子是棉的，而领子是浣熊皮的，这就显得档次太低，一定要换一个领子，换一个獭绒的，就像军官们穿的那样。为此我去了衣物市场，经过反复挑选，我相中了一块德国獭绒，价钱比较便宜。尽管这类獭绒很容易穿破并且会变得很难看，但在新的时候穿起来还是十分体面的，其实我只需要用它一次。我问了一下价钱，其实它还是比较贵的，反复考虑后，我决定卖掉浣熊皮领子。但还差一大笔钱，于是我决定向科长谢托切金借。他人很和气，但做事认真，比较呆板，从来不借钱给人。在我刚来这个科室时，派我来的那位上级还特别向他介绍过我。去向他借钱，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情，因此我非常苦恼，甚至有两三个夜晚无法入睡，而那段时间我本来就睡得很少，身体忽冷忽热，心脏也不好使了，有时好像已经停止跳动，有时又不规则地跳个不停。最后我还是向他开了口。刚开始他很惊讶，随即眉头紧锁，后来经过一番考虑，终于答应借给我。我写了借据，两星期后在我的薪水里扣除。这样一来，一切都准备好了，漂亮的獭绒取代了难看的浣熊皮，于是我开始慢慢进行此事。不要鲁莽行事，要干得巧妙，所以不能急。但应该承认的是，经过多次尝试后我开始感到绝望了：我和他怎么也相撞不起来，每次都是这样。难道是我没有做好准备？难道是我未下决心？看起来我们马上就要相撞了，但再看，我又给他让路了，而他并没有注意我，扬长而去。在走近他时我甚至还作了祈祷，让上帝增强我的决心。有一次我觉得自己完全准备好了，但结果是我倒在他的脚边，因为在最后那一瞬间我突然像被抽了筋似的，他一如既往地走了过去，而我像一只皮球一样滚到一边。
这个晚上我的寒热症又发作了，我不停地说胡话。然而一切都有了再好不过的结束。某一天晚上我决定不再进行这个有害的行动，让一切不了了之。带着这个目的，第二天我最后一次去了涅瓦大街，为的是看看我是怎样让这一切不了了之的。突然，在离开这个仇人仅三步远的地方，我出乎意外地下了决心，闭着眼，我和他的肩膀实实在在地撞了一下！我一点也没有让步，完全平等地从他旁边走过去了！而他甚至就没回过头来看我一眼，装出什么都没注意的样子；我相信，他确实是装出来的，至今我还相信这一点！当然，我比较吃亏一些，因为他力气比我大，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保持了自己的尊严，一点也没有退让，在大街上将自己放在同他平等的地位上去了。回到家里，我痛快极了，因为一切都得到报复。我胜利了，我唱起了意大利咏叹调。好像那个军官后来被调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已经有十三四年没有见到他，不知他现在情况怎样，又在欺负谁。
——地下室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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