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洛─庞蒂退出《现代》后，在１９５５年写了一本《辩证法的历险》，攻击萨特的哲学思想，她针锋相对写文章予以驳斥，措辞十分激烈。不过梅洛─庞蒂并未见怪。恩恩怨怨，随着斯人逝去一笔勾消。
虽然多年没有交往，萨特对这位同学和朋友的去世仍然感到十分沉痛。他立即决定在《现代》出一期梅洛─庞蒂专号，并亲自写了一个长篇纪念文章，回忆了同梅洛─庞蒂交往的情况，怀念之情，充满整个文字之中。
现在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了。死亡的威胁不仅来自病魔，而且来自他人的暗害。法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人谈判的消息公布后，秘密军队开始了恐怖活动，埃维昂市市长被他们投放的可塑炸弹炸死。他们还举行兵变，因士兵抵制而失败。法国２千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反对叛乱者。
秘密军队向《观察家》编辑部投放炸弹使其被毁时，萨特向记者谴责了这种恐怖行径。于是他开始收到恐吓信。有封信还扬言要立即消灭“１２１人”。为了防止暴徒袭击，萨特把母亲安置在一个旅馆里，自己住到波伏瓦那里。
７月１９日晨，萨特和波伏瓦正准备去意大利度假，７点半，他们接到电话，是芒西夫人打来的，一枚炸弹在波拿巴街萨特住所的门厅爆炸，秘密军队终于动手了。不过这次破坏不太严重。
在罗马，萨特应弗朗兹·法农的要求，为他的书《全世界受苦的人》作序。法农是一个黑人，取得法国国籍，是精神分析医生，有一个法国妻子，但他仍然经常感受到种族歧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他毅然放弃法国国籍，宣称自己是阿尔及利亚人，为它的独立而战，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人物。他的关于暴力的文章曾在《现代》上发表。萨特哲学对他有很大影响。《辩证理性批判》特别是其中关于恐怖和兄弟情谊的部分让他着迷。
这时法农也在意大利北部休养，他患了白血病，是不治之症。他要来拜访萨特和波伏瓦。波伏瓦和前一天到达的郎兹曼去机场接他。他们４人相见，一起吃午饭，谈话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两点。
波伏瓦委婉地对法农说，萨特需要睡眠。法农听了大发脾气，他对郎兹曼说：“我不喜欢人们把精力贮藏起来不用。”他俩一直聊到早上８点。法农每天只睡４个小时。他说，他要告诉萨特许许多多事情，还有许许多多事情要问。他笑着对郎兹曼说：“只要萨特能从早到晚同我聊两星期，我愿意每天出２０００法郎。”
这人思路清晰，知识渊博，性情活泼，口才出众，富于幽默感。虽然他也有夸大自己过去功绩的毛病，但这与他是一个黑人、又得了白血病的遭遇分不开。他说，他是殖民地民族的一员，因此必须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形象。
他同萨特谈起哲学来十分轻松。他突发奇想，责备萨特没有充分赎罪：“你们怎能像往常那样生活和写作呢？”他甚至要求他们去牺牲生命。他想象，如果萨特宣布直到战争结束不再写一个字，就会从根本上动摇舆论。他还建议，萨特应该故意让自己被关押起来，这就会引起全国恐慌。
萨特和波伏瓦没有办法说服他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作为一个法国人来反对这场战争。看到这样一个充满热情、犹如一团火的人就要被病魔夺去生命，他们有说不出的惋惜和难过。后来法农去世，阿尔及利亚为他举行国葬。郎兹曼还专程去参加他的葬礼。
在这个假期中，萨特和波伏瓦去罗马乡下转了一圈，他们坐在旧的废墟旁边，远处的罗马城依稀可见。他们依靠在一起，感受到一种宁静和温馨。波伏瓦对萨特说：“如果我们还有２０年可活，就努力把它活好吧！”
回到巴黎，局势更加激化。９月５日，戴高乐终于承认撒哈拉属于阿尔及利亚，秘密军队组织试图暗杀他，同时对穆斯林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１０月１日，萨特和其他左翼分子号召知识分子在莫贝尔广场参加静坐。萨特发表了简短的演说，解释人们为什么要举行示威。
１１月１８日，巴黎举行了一场突然发生的游行，为了防止警察事先获得情报阻扰，会合地点保密，各部分人临时才得到通知。当一列高举“阿尔及利亚要和平”标语的队伍突然出现时，一群群的人马上加入其中，人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
萨特和波伏瓦挤到队伍前列，他们手挽着手，紧随标语牌前进。大家高呼口号，走过许多地方。突然，前面出现大批警察，手舞特制警棍驱赶群众。队伍开始溃散，许多人跑向右边一条街，萨特、波伏瓦和郎兹曼跟着往那边跑。然后他们向左一拐，进了一家小饭馆。
店主马上把门关了。郎兹曼对他说：“你害怕了！”
店主回答道：“我是不想让自己的店破产。”
他认出了萨特，苦笑着说：“你也许会以此为题写一篇小说，把我也写进去；请你千万不要这样做，这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我有３个孩子，我不想搅和到政治里面去，那是有钱的人干的事！”虽然觉得很滑稽，萨特仍然郑重答应不写他。
现在秘密军队组织的恐怖活动更加猖獗，萨特打算住进旅馆去，但旅馆经理一得知萨特的身分，就一口回绝了，他怕引火烧身。萨特只好让他的秘书福克斯以秘书本人的名义在圣日耳曼大道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公寓，萨特和波伏瓦随后搬了进去。
萨特和波伏瓦还参加了另一次反对秘密军队组织的游行示威。由于警察的镇压，人群发生拥挤，波伏瓦挤在人群中，憋得透不过气来。她身子东倒西歪，脚上被许多人踩着，右脚的鞋子也掉了。为了不被挤倒而被踩死，她紧紧抓住萨特的手。这样一来，她的活动更不方便了。正当她要晕过去时，郎兹曼过来把他们救上人行道。他比他俩的个子都高，能够自如地呼吸。最后他们慢慢来到一家咖啡馆坐了下来，过了很长时间身体才恢复正常。
１９６１年在动乱和恐怖中度过，这是阴郁的一年，也是充满战斗的一年。新年他们哪儿都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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