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底，女律师吉泽尔·哈里米请波伏瓦为一个名叫德加米拉的阿尔及利亚姑娘辩护。这姑娘参加了民族解放军，她被抓住并受到残暴的刑罚：他们拿火烧她，还把可乐瓶子塞进她的阴道，而她还是一个处女！
现在阿尔及利亚法庭正在对她审判。吉泽尔希望波伏瓦写一篇文章为这个姑娘呼吁，要求法庭进行调查。波伏瓦在《世界报》发表了一篇呼吁文章。她还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为德加米拉辩护，并向总统发去电报要求推迟审判。年轻作家弗朗索瓦兹·萨冈也在《快报》写了文章，支持波伏瓦等人的行动。
波伏瓦还同吉泽尔等一起去见司法部长，要求让阿尔及利亚法庭放弃这个案子。最后，德加米拉的案子被转送到弗雷尔。与此同时，萨特也出庭为乔治·阿尔诺作证，他被起诉是因为报道了尚松与外国各大报记者见面的情况。
那些年轻的反抗者直接采取行动，他们或者帮助应征新兵偷越国境逃跑，或者为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提供援助。而那些年长的知识分子也相应地采取了行动。他们起草了一份宣言，认为法国士兵有权不服从命令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萨特和《现代》编辑部的全体成员都在上面签了名。
８月，萨特和波伏瓦应邀去巴西访问。在机场降落时，飞机出了点故障，它不停地在机场上空盘旋，就是不能降落。萨特说：“他们放不下起落架！”过了一个半小时，飞机才落在环形跑道上。
他们先在巴西境内游览了一圈，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陪同他们旅行的是吕西安和克里斯蒂娜两姊妹，２０多岁，懂法语。后来他们同这两姊妹成了好朋友。
在里约热内卢大学，萨特举行记者招待会，直接对戴高乐和马尔罗作了抨击。各家报纸作了报道。以后，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每家报刊在每一期上都刊登有萨特活动的照片和详细报道，许多人赶来听他的演讲。
他在大学教育中心作了演讲，是关于殖民体系问题，会场上人挤得满满的，不少人挤在阳台上、花园里听他演讲。波伏瓦在大学就妇女问题作了一次演讲，也吸引了不少听众。
有朋友建议把萨特关于古巴的系列报道《糖的风暴》出版成书，他同意了。书印出后，为了表示对古巴的支持，他公开在新书上签名。他和波伏瓦并肩坐在一个大厅，背后摆满了刚刚印成的书。萨特签名，波伏瓦也签了一些名。
萨特在演讲、文章、电台和电视上不断阐述自己对于阿尔及利亚和戴高乐的看法，还会见了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巴西的代表。这一切都激起了当地法国侨民的敌视，而他们毫不掩饰这一点。
接着萨特和波伏瓦去了圣保罗。那里工业化程度比里约热内卢高，知识界更活跃。在机场，一群人举着“支持古巴，反对美国佬’的标语牌，喊着萨特和卡斯特罗的名字，这是萨特社的成员，由一些学生和几位年轻教授组成。
参加记者招待会、在电视上露面、出席集会、与年轻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座谈、在书上签名、与作家们吃午饭、与画家一起参观博物馆、……他们整天忙碌着。他们对巴西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喜爱。这些人兴趣广泛，不知满足，很有修养，头脑灵活。
波伏瓦又一次就妇女问题作了演讲，而萨特分别就文学和殖民主义问题作了两次演讲。萨特演讲时人拥挤得满满，许多不能进来的人急得团团转。当萨特的演讲已经开始时，他们在外面失望地叫喊。突然他们突破警察的警戒线，冲了进来。在一片喝彩声中，他们在过道和墙边拥挤着，听萨特的演讲。
离圣保罗有一个小时车的阿拉卡是一个小城市，但有一所大学，邀请萨特为哲学家作一个关于辩证法的讲座和为学生讲讲殖民主义问题。在一个阶梯教室，挂着标语：“古巴万岁１萨特万岁！你讲过古巴了，现在谈谈贫民窟吧！”萨特很受学生欢迎，他们同他讨论巴西有无可能发生类似古巴的革命。
一位年轻女学生问道：“萨特先生，你对自己有什么看法？”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我自己，”萨特答道。
“啊，我真为你难过！”她立即大叫起来。
这时正巧有一名法国政府代表在里约热内卢，人们为他举办了鸡尾酒会。一位巴西朋友乘着酒意，把这位贵宾拉到一旁，对他说：“你可不能代表法国，代表法国的只能是让─保尔·萨特！”
那位官员笑了笑，圆滑地说：“我们代表法国不同的方面。”里约热内卢授予萨特和波伏瓦荣誉市民的称号，市政府为此举行了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颁发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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