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月的一天下午，波伏瓦一个人在萨特的房间，电话响了，是郎兹曼打来的：“加缪刚刚死于车祸！”加缪陪同一位朋友从法国南部返回，汽车撞在一棵梧桐树上，他当即身亡。
放下电话，波伏瓦嗓子发紧，嘴唇颤抖，喃喃自语说：“我不要哭，我不要哭！对他我早已经无所谓了！”但这不是真的，她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萨特回来后，得知这个消息，心情同样沉重。晚上他们无法入睡，同博斯特一起，一整夜都在谈加缪，也是谈那些逝去的难忘的岁月。
尽管萨特和加缪的友谊早已中断，但萨特对这位友人仍然保有一份感情。他写了一篇文章悼念加缪，情真意切，不是应付之作。他说：“他和我之间发生过争执；争执，这并没有什么──即使我们不再见面──而这恰恰是我们在这个狭小世界里互不忘却、共同生活的另一种方式。这并不妨碍我经常想到他，在他阅读过的书报的篇页里感受到他的目光，并自言自语问：‘他会怎样想呢？他此刻在怎么说呢？’”
萨特评价说，无论加缪可能干些什么或作出何种选择，他始终是我们文化领域里的一支主要力量，始终以他自己的方式体现着法国和本世纪的历史。对于所有爱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包含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荒谬性；我们要学会把这一残缺不全的业绩看作是完整的。
古巴最大的报纸《革命报》编辑邀请萨特和波伏瓦访问古巴。开始他们没有什么兴致。萨特的身体不太好，波伏瓦担心旅行会让他过于疲劳；阿尔及利亚战争也使他们意气消沉，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
最后，萨特对波伏瓦说：“如果我们老是像这样沉浸在痛苦之中，那就等于是抛弃生活！”于是他们决定振作起来，到国外去散散心。２月底，他们来到古巴。
在古巴，他们受到热烈欢迎。宴会、各种各样的提问，使他们的口和眼来不及对付。棕榈树、教堂、纪念碑、广场、大海、……古巴以它简洁明快的自然风光吸引了他们。这儿的人们也是分外热情。一路之上，他们同许多人自由地交谈、讨论，没有什么正式的安排。从阴暗的巴黎来到这个阳光灿烂、风景如画、人民获得解放的国家里，他们心中的阴霾之气一扫而空。
卡斯特罗陪同他们在古巴旅行了３天，所到之处，都是欢迎的人群。领袖和群众之间的融洽气氛，也让他们感动。萨特和波伏瓦在古巴期间，那里的报纸每天都刊登萨特同格瓦拉、卡斯特罗等在一起的照片。萨特还在电视上讲了一次话。从那以后，古巴的每一个人都认识萨特。他们走在街上，随时有人拦住他们，向他们表示敬意。
“这是革命的蜜月，”萨特对波伏瓦感叹道。他们在这里看到由暴力带来的人民幸福，恰与阿尔及利亚情况形成对比。萨特回巴黎后，写了一系列关于古巴的报道文章，以《糖的风暴》为题发表在《法兰西晚报》上。
在回国途中，萨特和波伏瓦路过纽约。这是他们第一次相伴在纽约。回首过去，许多往事涌上心来，他们不禁感慨万千。但波伏瓦没有什么伤感，因为她回巴黎就可以见到阿格林了。
波伏瓦和阿格林中断交往之初，偶有信件往来，互相告诉近况。波伏瓦知道他同前妻复婚，但生活并不美满。他在美国过得也不自在。后来他们的联系完全中断了，她只是通过传闻了解他的一些情况。《一代名流》的英译本出版后，记者采访阿格林时，他说了一些矛头针对波伏瓦的话。波伏瓦没有生他的气，知道他是这种性格的人。
在中断联系５年后，一天，郎兹曼突然通知波伏瓦：“阿格林正从芝加哥打电话给你，那边说，电话马上就要过来了。”波伏瓦意识到，阿格林大概是想向她解释一下自己对《一代名流》的反应。她紧张地等待着，但电话终于没有打过来，也许他也害怕这种“重逢”。
后来波伏瓦主动给他一个电话，他接了。以后他们又开始通信，但不经常。阿格林再次离了婚，现在住在芝加哥。他模模糊糊有一个念头，再来巴黎一趟。波伏瓦在信中说：”好啊，我多想在死前再看你一眼！“这话让阿格林下定了决心。他告诉波伏瓦，他将于３月中旬到达巴黎。
他们终于见了面，都发现对方变老了。但他们很快就感受到，尽管分离了很长时间，分手时很不愉快，现在他们还是如同以前的黄金时代那样贴近。波伏瓦陪他见了萨特和米歇尔、博斯特和奥尔加，还介绍了郎兹曼等朋友。随后他们去西班牙玩了一趟。
阿格林打算呆五、六个月。波伏瓦给自己的安排是，上午在家里工作，下午还是上萨特的住处，每星期有几个晚上在萨特那里度过，这样就不至于打乱她原有的生活日程表。阿格林有自己的东西要写，他在巴黎还有不少美国朋友，同时又喜欢独居，因此这种安排也很合他的意思。
最后波伏瓦和阿格林去土耳其和希腊作了两星期的旅行。一路之上波伏瓦不断地回忆过去，产生联想，她深深地感到自己是老衰了。回到巴黎，他们就要分手了。在这５个月里，他们相处十分和谐，没有任何分歧和争吵。现在分别再也不让波伏瓦感受到以前那种摧肝裂胆的痛苦了。他们的关系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正因为他们都感受到死亡，他们的关系也就避免了死亡。她的平静是一种面对死亡的老年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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