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５年，萨特和波伏瓦接到去中国访问的邀请。当萨特告诉波伏瓦这个消息时，她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此之前，他们先去了赫尔辛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宽大的礼堂中，悬挂着各种装饰品和差不多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旗帜。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有不少冒着极大的风险，几个美国学生是秘密来的，一旦被发现，就可能失去护照。看到这些肤色不同、信仰各异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愿望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６月，萨特和波伏瓦来到中国。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而中国接待人员对他们也几乎一无所知，除了从报纸上知道，萨特刚刚写了《涅克拉索夫》。于是接待者就一再客气地表示对这部作品感兴趣。此外，他们几乎没有共同的话题，只好谈谈烹调什么的。

　　这种互不了解所产生的隔膜，比各种政治障碍更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交流。另外，他们感受到中国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官吏文化，因此对他们没有什么吸引力。不过他们都很喜欢京剧，喜欢它那套程式化的做功，急迫的音乐，悠长委婉的嗓音。

　　对于北京文化的古老，萨特和波伏瓦有着很深的印象：灰色的胡同，金秋之夜，在散步的时候，他们有时似乎忘掉了自我，融入这古老文化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意识到，面前这个世界是他们正在努力去了解、但又找不到入门钥匙的世界。

　　他们在中国呆了两个月，首先感受到的是这个国家的贫困，同时也看到中国人为了克服这种贫困所作的巨大努力。在参观时，波伏瓦头脑中闪现了一个念头，要把她在中国看到的一切写进一本书中。

　　在由北京返回途中，萨特和波伏瓦在苏联呆了一个星期。到了莫斯科，他们的感受就像以前由欧洲去美国那样，由贫穷之地来到富庶之所。西蒙诺夫夫妇请他们吃晚饭，酒吧、乐队、即兴表演、一对对舞姿飞扬的年轻男女。他们感到自己离开那非礼勿视、非礼勿动的孔夫子学说十分遥远了。

　　他们参观了大教堂，还看了几出戏剧，有西蒙诺夫的喜剧《不深沉》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剧《臭虫》。现在波伏瓦明白萨特一年前为什么会住进医院。这些俄罗斯人的身体个个棒得要命，而他们的好客也如同命令一样让你无法拒绝。

　　吃饭时萨特一再声明不能喝酒，但饭桌上还是摆了４瓶伏特加和１０瓶葡萄酒。西蒙诺夫先是劝他们“只尝一口”，然后是一杯、两杯、……这几个苏联人不停地喝，直到把所有的酒瓶喝空，而他们个个面不改色，语言不乱。萨特和波伏瓦出席了全苏联评论家大会，萨特作了发言。但他们感到，在同苏联作家的对话中，没有得到很大的收获。

　　回巴黎后，萨特发表了几篇关于中国的文章，赞扬了新中国的建设。而波伏瓦开始写她关于中国的书，为此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这一年她工作得分外紧张，这种持续紧张是她以前从没有过的。

　　上午在自己的家，下午在萨特那里，她一心扑在写作上，一连４小时连头也不抬一下。萨特在一旁看得十分担心，他看到波伏瓦脸色绯红，这是充血的结果，于是要她休息，她才在沙发上靠一会儿。就这样，她写了一年时间。

　　这本书以《长征》为题在１９５７年出版。在写《长征》的过程中，波伏瓦感到自己获益非浅。她深切地感受到东西方文明差异之悬殊，即使像田野、农民、村庄、城镇、家庭这样一些最简单的概念，其含义在中国和在欧洲也并不一样。这使波伏瓦开始以一种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境况。

　　在此之前，她总是把欧美的繁荣作为看问题的标准，而世界其它地方对她只是一种模模糊糊的存在。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后，她对地球的看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在这之后，类似中国，远东、印度、非洲人们长期处于饥饿状况作为世界的真面目呈现在她面前，而西方的富庶和安乐只是一种有限的特权罢了。

　　《长征》出版后，受到反共分子的大肆攻击，特别是在美国。但有不少研究者认为这书是有分量的。通过写《长征》，波伏瓦获得了一个理解其它不发达国家的知识框架。

　　获得龚古尔奖后，波伏瓦买了一个单间公寓，她在郎兹曼的帮助下布置房间，心中充满欢乐。从中国回来后，她和郎兹曼就搬了进去。公寓在底层，但光线很充足，她旅行中带回的纪念品把房间装饰得琳琅满目。从室内楼梯向上登高一层，就能看到蒙巴拉斯公墓和街道。在住进来的第一天，波伏瓦环顾这一切，心中想道：“这就是我今后一生居住的场所了。我会终老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