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并没有找过他，他却自己找上门来了，要服侍我。我都不记得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怎样开始的。他开始给我洗衣服，还给我泡茶，处理杂事，帮忙找东西，把衣服送去缝补，每个月还要擦4次皮鞋。这一切他都是尽心尽意去做，常常忙得不亦乐乎，天知道他为我做了多少事情，总而言之，他把我和他的命运完全联系在一起了，例如，他从不说“你的衬衣这么多，你的外套破了”，而是说“咱们的衬衣这么多，咱们的外套破了”。他时时看着我的眼睛，似乎把做这一切当成他生活的全部目的。他没有任何手艺，几乎什么活都不会干，好像只能从我这里获得一点钱。我尽可能地多给他一点，也就是几个铜板，他总是感激得不得了。他不能不去伺候人，之所选中了我，大概是我对他的态度比较好一点，再就是给的工钱也比较公道。苏西罗夫很可怜，对人总是唯命是从，受了欺侮从来都不知道反抗。尽管在这里谁都没有打过他，但他天生就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十分可怜他。我很难同他谈话，他极不善于言谈，谈话对他显然是一种极大的负担；有时仅仅为了结束谈话，我才派给他一点事情去做，这时他才显得有点活跃。最后我发现，只有这样他才高兴。他长得不高不矮，不丑不美，不智不愚，不老不小，脸上有稀稀的几颗麻点，头发是淡黄色的。对于他，你永远无法说出确切的看法。只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是属于希洛特金那种类型的人，受到欺凌不敢反抗，逆来顺受。
犯人们也嘲笑他，因为他在来西伯利亚的路上冒名顶替别人，获得的报酬只是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苏西罗夫以前是一个地主的仆人，他被判的刑是流放。他已经走了1500里，身无分文。路上有一个叫米哈伊罗夫的苦刑犯同他很谈得来，甚至交上朋友，最后来到一个驿站请他喝酒。酒后这人说，我是被送到特别处去，那也是服苦役，但比别的地方好，因为它“特别”。其实特别处是关押那些罪行特别严重的犯人，到那里几乎相当于被判了无期徒刑。米哈伊罗夫根据自己所犯的重罪和已经受过3000、4000棍刑罚判定那决不是什么好地方，而苏西罗夫只是被押送到流放地去。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他问苏西罗夫：”你愿不愿意顶替？”苏西罗夫为人忠厚老实，本来就很感谢对方对他的热情招待，再加上喝了点酒，就没有拒绝。这个无人性的米哈伊罗夫，利用苏西罗夫的纯朴天真，只用了一件红衬衣和一个银卢布，就把苏西罗夫的姓名买去了。他当着证人的面把这两件东西交给苏西罗夫。第二天苏西罗夫的酒醒了，而这时又有人向他灌酒，他也无法回绝此事：他得到的一个银卢布已经喝光了，那件红衬衣接着也被喝光了。如果他想反悔，就得退回这些东西。否则的话，那伙人就会揍他，甚至把他弄死。苏西罗夫只好死了心认可此事。米哈伊罗夫那伙人还把别的犯人都打点了一下，请他们喝酒，送点东西，来堵他们的嘴。到了下一个驿站，再点名时，喊米哈伊罗夫时，苏西罗夫回答：“到。”喊苏西罗夫时，米哈伊罗夫回答：“到。”就这样走下去，到了托波尔斯克，对流放犯分类：米哈伊罗夫被送往流放地，苏西罗夫则被警卫押送到特别处。
犯人们嘲笑苏西罗夫，不是因为他跟别人换了姓名，而是嘲笑他只得到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衣，这个回报是太小了。冒名顶替是应该得到一大笔钱的，最少也有几十个卢布，而苏西罗夫是那样傻，所以大家都瞧不起他。
我和苏西罗夫一起住了好几年，他对我很忠诚，我对他也渐渐习惯了。但是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他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去办事，而他刚刚从我手中拿了钱，于是我很不客气地对他说：“嗨，苏西罗夫，你就知道拿钱，而不知道办事。”为了这句话，我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他什么都没说，就出去为我办事，但可以明显看出，他变得忧郁起来。过了两天，我心想：他该不会是因为我的话而伤心吧？我知道当时有个犯人逼他还一笔钱，虽然数目不大。他手中没有钱，但又不敢找我要。于是我对他说：“苏西罗夫，你是不是想向我借钱还那笔债？拿去吧。”当时我坐在铺上，他好像很受感动，因为我体谅他的困境，主动提出给他钱，而他最近已经从我这里拿走不少钱，因此本来没有指望还能拿到钱的。他看看我手中的钱，又看看我，突然转身走了出去。我很吃惊，就跟着追了出去，在监狱的后面找到他。他面朝监狱木头围墙站着，头紧贴在墙上，一只手撑在上面。我问：“苏西罗夫，你怎么了？”他没有看我，让我大为吃惊的是，他几乎要大哭了，把头扭向一边，尽量不看我，断断续续地说道：“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你以为我伺候你是为了钱吗？但是我……嗨！”接着他又把头转向围墙，把头向围墙上撞，嚎啕大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犯人在监狱里痛哭。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让他止住了哭。此后他对我的服侍更为细致周到，但从一些可以体会而无法言说的迹象看，在他的心中，永远也不会原谅我说的那句责备的话。而其他犯人常常让他下不了台，有时还恨恨地辱骂他，他仍能跟他们友好相处，从不生气。可见要真正了解一个人有多难，即使相处多年也未必就一定相知。
——死屋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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