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不想说，在改变饮食等生活习惯方面，上层社会的人要比普通民众更为困难，因为一个农夫即使在自由时也会经常饿肚子，而在监狱里却可以吃饱。我不想多说这些。尽管改变习惯并非易事，一个人只要有一点毅力，还是可以办到的。
比以上这些困难重要得多的是，一个普通犯人被关进监狱后，只要几个小时就会融入其他人之中，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他在这个集体里享有跟别人同样的权利。别人了解他，他也了解别人，大家都把他看作是同伙，看作是自己人。但一个贵族就完全不一样了。不管他为人是怎样正直、善良、智慧，一连几年人们都会仇恨和敌视他，大家都不了解他，更为重要的是，大家都不信任他。对他们来说，他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同伙；过了一些年，也许他们不再欺侮他，但他依然是一个局外之人，依然被疏远，依然处于孤独之中。也许犯人们疏远他并不一定有恶意，而是无意识的，只是不把他当作自己人。人最可怕的就是生活在一个不容他存在的环境中。一个农夫从塔甘罗格迁到彼得罗帕夫斯克，马上就可以找到一个跟他一样的俄罗斯农夫，他俩很快就能谈到一块去，几个小时后就可能友好地共居在一间小木房或草棚中。而贵族出身的人就不一样。他们与平民之间似乎有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特别是在他们突然丧失自己的特权而变为一个平民时，这一点尤为明显。也许有人会说我过于夸大这种区别，但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这不是从书本上获得的抽象认识，而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的出的结论。我的这一看法应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我们的后代也许会认识到它的正确。
很巧的是，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证实了我的看法，并且对我产生强烈影响。那一年夏季，7月底，一天吃过午饭后，犯人们像往常一样睡午觉，准备下午出去干活。忽然整个监狱的人都起来了，开始在院子里集合。这是犯人们为抗议伙食太糟糕而聚集在一起闹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跟着大家一起出来站队。我以为是要站队点名，但又没有见到值日官来，觉得奇怪。我往四处看了一下，发现大家都很气愤和激动，有些人脸色发白。他们都不说话，似乎在等着什么人来。我发现许多人都带着惊讶的表情看着我，然后一声不响地转过脸去。他们似乎很奇怪我为什么跟他们站在一起，显然不相信我会参加这次请愿闹事。我周围的那些人又转过身来对着我，眼睛里充满疑惑。离我很远的安东诺夫大声喝问道：“你站在这儿干什么？”态度十分粗暴。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种态度，不过猜到可能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
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接着说：“是呀，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回囚室去吧，这儿的事跟你无关。”
我回答说：“我看见大伙都出来站队，以为是点名。”
有人喊起来：“瞧瞧，他也滚出来了。”
还有人跟着喊：“你们这些人到哪儿都有好生活，在监狱里还能吃到白面包和乳猪。你自己单独做饭，往我们这儿靠什么？”
库利科夫走过来，毫不客气地对我说：“这不是你呆的地方。”他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带出队伍，接着说：“我们在这里有自己的事，这儿没你的事，你随便去哪儿待一会儿。你们的人都在厨房，你去那儿吧。”
有人在后面接着喊：“让他快点滚吧！”
几个贵族都在厨房。我问托-夫斯基：“他们在干什么？”
他回答：“他们是在请愿，你不知道吗？他们搞不成的：谁会理睬苦役犯说什么呢？监狱官会查清谁是主谋；如果我们在那里，他们就会把闹事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你要记住，我们是因为什么进监狱的。他们只会挨一顿鞭子，而我们会被送去审讯。少校早就恨死我们几个了，把我们都给毙了他才高兴。他会牺牲我们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请愿的这天傍晚，收工后我在囚室后面见到彼得洛夫。我问他：“彼得洛夫，请告诉我，你们的人是不是在生我们的气？”
“谁生谁的气？”
“犯人们生我们贵族的气。”
“为什么要生你们的气？”
“因为我们没有参加请愿。”
彼得洛夫似乎不太清楚我的意思，问道：“你们为什么要请愿？你们不是自己单独开伙吗？”
“但你们的人中也有自己开伙的，他们都参加了。我们本来也应该参加的，因为大家是朋友呀。”
彼得洛夫十分不解地反问道：“但你们算是我们的哪门子朋友哇？”
我看了他一眼：他根本没有理解我的意思。但在这一刹那，我完全明白了他的意思。那个长期让我困惑和苦恼的问题一下子完全搞清楚了。我懂了：即使我是一个最重要的犯人，即使我将一辈子被关在监狱，即使我是特别处的要犯，他们也永远不会把我当作朋友。我还清清楚楚记得彼得洛夫说话时的神情，他那一句“你们算是我们的哪门子朋友”包含着那么多的迷惑不解。我曾经想，他说这话时是否含有恶意的嘲讽呢？没有，一点也没有；我不是他们的朋友，如此而已。说这话时他心里也许在想：“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互不相干。”我曾经想，请愿过后，他们会干掉我们，不让我们活下去。实际上他们连一句责骂的话都没有，也没有表现出特别恨我们的样子。他们还是跟以前一样，偶尔埋怨我们两句，此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死屋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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