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接到阿格林的信。阿格林说，在一个宴会上，他爱上了一个年轻女子，她正在办离婚手续。他想同她结婚，但她还在考虑，在考虑成熟前不愿同他建立暧昧关系。后来他们这事吹了。
他接着说：“但这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我需要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孩子和属于自己的空间。我快４０岁了。而你截然不同，你有萨特，有确定的生活方式，有知名度，有对思想的浓厚兴趣。你生活在法国文化界的中心，每天在工作中就能获得满足。而我过着枯燥无味的生活，感受不到生活的任何乐趣。我没有一个能说话的人。去年，我还担心对你的不忠会毁掉一切，现在我觉得这种想法太愚蠢了。再温暖的手臂，如果它是远离在大西洋彼岸，它就不再是温暖的了！……”
看到这些话语，波伏瓦的心都碎了。她预感他们之间的关系将会完结。过了一段时间，阿格林的情绪慢慢好了起来，来信显得温情。他给她寄一些小东西，还说６月份要来巴黎。这使波伏瓦的心情平静下来。
这时萨特与胡塞之间的分歧日益严重。萨特认为，革命民主同盟的规模应该不大不小，但力量要很强，足以影响舆论，左右形势。胡塞则好大喜功，倾向大规模行动。２月，胡塞说：“如今，我们有五万人了。”实际上这时才五千人。他接着说：“１０月份前，我们非得有三十万人不可，不然我们就会失败！”这人雄心勃勃，但缺乏确定的目标。他有过于强烈的自我欣赏欲，一心喜欢的就是集会，在会上高谈阔论。
１９４８年底，革命民主同盟组织了一次会议，许多人到场。在这个会上，胡塞对共产党大肆攻击了一通，造成这个组织内部的分裂。大多数人想与共产党的政治行动保持一致，而以胡塞为首的许多领导人则反对共产党。
胡塞还打算与阿尔特曼一起于下年初去纽约同美国工人联合会联系，向它要求资助。萨特这时虽然还不了解这个组织是支持美国政府反共立场的，但知道它是搞阶级调和政策，因此不同意胡塞的行动。胡塞不听，还是去了。
４月，胡塞从美国回来。他打算召开一个关于和平的辩论会，来对抗共产党发起的和平运动。在美国期间，他得到美国人的赞扬，也得到一点资助，于是完全倒向美国人一边。
波伏瓦对他宣扬的种种美国神话表示怀疑，胡塞大声反击道：“波伏瓦，在今天的法国，要指责美国可算不得什么本事！”萨特向他建议，可否不举行同外国人的公开辩论，尽可能多地邀请本组织外省人员参加？胡塞否决了这个提议，说是缺乏资金。
下来后，萨特和波伏瓦商量，拒绝出席胡塞召开的大会。他自己出钱另外召开了一个革命民主同盟大会，在会上宣布同胡塞对着干。萨特终于发现，这个组织并不是像它所标榜的那样有什么革命性，而是一个改良主义的组织，实际上是倒向美国一边。经过同胡塞等人长期不休的争论，萨特感到无法改变这个组织的性质，最后退出了革命民主同盟，他的实际政治活动也告一段落。
６月初，阿格林来到巴黎，波伏瓦到火车站去接他，这趟火车的旅客都走光了也没有看到阿格林露面，月台上空无一人。“下一班车到了我再来吧！”她对自己说。她坐出租车回到家里，坐在长沙发上，点燃一支烟，心情很是烦躁，什么也读不进。
突然她听到街上响起美国口音的说话声，打开门，阿格林拎着大包的行李站在她面前。原来他在车窗里看到波伏瓦的身影，但他的一大堆行李使他无法离开车厢，直到别的旅客走了很久，他才设法下了火车。
他给波伏瓦带来了巧克力、威士忌、书、照片和一件有花形图案的便服。波伏瓦带他逛巴黎。开始她怕他在这里又像在美国时那样满脸不高兴，后来发现他的情绪很好。
阿格林同萨特在一起交谈有些困难，因为萨特不懂英语，而波伏瓦又不太耐烦为他们作翻译。不过他们相处还很融洽。萨特在男女关系上给予自己最大的自由，同时也给予对方以同样的自由。阿格林这个人波伏瓦早就介绍过了，萨特对他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谈了一会儿铁托，又对毛泽东议论了很久。
波伏瓦把阿格林介绍给所有的朋友，博斯特同阿格林一起回忆军队的生活，奥尔加被阿格林讲述的一个个故事迷住了，那些关于他的吸毒者朋友和小偷朋友的故事。米歇尔·维昂还为他翻译每一句话。
波伏瓦和阿格林去了意大利、罗马和那不勒斯，然后又飞往突尼斯，然后是阿尔及尔。阳光、风景、不同肤色的人群、……一路上玩得很尽兴。
回到法国，到了马赛，战争结束时阿格林曾在那里等候回美国的轮船。接着他们去了卡布里斯，博斯特和奥尔加在自己的住宅接待了他们。在俱乐部，阿格林开怀畅饮，先同奥尔加跳了几圈舞，随即又搂着一把椅子优雅地跳了起来。
他们回到巴黎，时间已是９月。他们在一起还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同阿格林分手让波伏瓦十分难过，她决定明年再去芝加哥。回国后阿格林写了信来，热情洋溢，心情很好：他得知自己荣获全国图书奖，接着是鸡尾酒会、记者采访。他盼望着在芝加哥与波伏瓦重逢。
与此同时，萨特同多洛丽丝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古巴、巴拿马、海地和库拉索岛旅行，但他们的关系已经不那么和谐。因为多洛丽丝老是没完没了地说要来巴黎定居，而萨特又总是不肯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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