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公众感兴趣的首先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打得起来，战争是否不可避免，对待美苏两大集团应持何种态度。
萨特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无论参加哪一个集团，都会加剧双方的冲突，因此，应该不站在任何一个冷战集团一边。只要公众都来抵制这种冷战政治，战争就可以避免，和平就能够实现。
而戴高乐正是以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来制定他的政策，萨特在政治上是反对他的。在广播节目中，萨特对他作了猛烈抨击，而且采取了十分巧妙的形式。
这时支持戴高乐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地方选举中获胜。第二天，萨特让绍法尔扮演一个戴高乐主义者，用这个联盟报纸中的话为戴高乐的政策辩解，而萨特、波伏瓦和梅洛─庞蒂再对他的话逐一作出反驳。
这样一来，激起了听众的极大兴趣，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同时也激怒了戴高乐分子。他们纷纷攻击萨特，不遗余力。有两个人还找上门来，要求在电台上同他辩论，大有作思想决斗的意思。萨特同意了。
到了那天，在电台大楼，那两个人一见萨特就怒不可遏地吵了起来，极尽攻击诬蔑之能事，甚至达到谩骂的程度。萨特不为所动，冷静地回击他们。
在电台广播开始前，这两人把萨特撇在一边，到另一间房里嘀咕了好一会儿，最后他们板着面孔对萨特说：“鉴于你在错误的路上走得太远，我们不愿同你进行公开辩论！”看来他们有些怕萨特，怕被他驳得哑口无言下不了台，因此借这句话溜掉了。
这两人倒没什么，萨特没有把他们当多大回事。可恨的是他的同学雷蒙·阿隆也随这两人来到广播大楼。刚开始萨特以为他是来为自己助阵的，准备请他做仲裁人；后来发现阿隆的表情很不自然，那两个人大肆攻击谩骂自己时，他在旁边一声不吭，这才明白：阿隆是他们请来帮忙的，是反对自己的。从此，萨特和阿隆的友谊也就宣告终结。
这个广播节目一共搞了６次，其中还谈到共产党的问题，还对革命民主同盟领导人胡塞作了采访。到１２月，新内阁上台，认为没有必要表现自己的开明，取消了这个节目。
现在萨特和波伏瓦遭受着来自各方面更加猛烈的攻击。攻击者把一切他们看不惯的东西都贴上存在主义的标签，然后归到他们头上。如果某人的作品不好，那么他就是存在主义的；艺术界出现了某个标新立异的绘画或音乐流派，那么它也是存在主义的；甚至社会上流行的时装样式、年轻人时髦的生活方式，都被说成是存在主义的；……然后这些人就责问道：“既然萨特的哲学导致青年人去寻欢作乐，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呢？”
那些敌视萨特和波伏瓦的人对他们的政治和生活态度无法理解，难以给这一对归类。他们属于左派，但又不是共产党人，实际上什么党也不是；他们很有钱，但不过通常富豪必定会有的奢侈生活，仍然保持中下层阶级的生活习惯；他们是名流，但从不涉足上层社会的社交活动，而宁可呆在“自家人”的小圈子里；他们是密不可分的一对，但生活完全独立，甚至不住在一起。这样一来，人们不能用任何规范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因此恼怒万分。
还有一些攻击者有意捏造他们个人生活方面的谣言，来丑化萨特和波伏瓦。这些虚构的东西被编排得有鼻子有眼，仿佛真的一样。《法国周末》登了一篇特写文章，说萨特和波伏瓦在乡间买了一栋别墅，并且在一棵树上刻了两颗心。萨特给报社写了一封表示否认的信，但没有发表。该文作者还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他们的一个朋友曾同他们一起，在那栋别墅的花园里喝了下午茶。”
造谣者的心态各异，有的是为了攀附名流。许多人其实从来没有与萨特和波伏瓦见过面，却在人前吹嘘是他们的熟人：“我非常了解他们，我们是老朋友了！上星期我正好同他们共进晚餐……”
在纽约时，杰拉西和斯特芬责问波伏瓦：“你为什么要对我们隐瞒你和萨特的婚事？”问得波伏瓦愕然不知所对：因为根本没有这回事。听到波伏瓦的否认，他们反而大笑起来：“嗨，得了吧！萨旺是你们婚礼的证婚人，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们了！”萨旺？萨旺是谁？波伏瓦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最后为了让他们相信自己，波伏瓦只得把自己的护照给他们看：如果结了婚，她就不姓波伏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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