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报》反复对我们说：“一切都那么虚假，一切都是谎言”。由此我们看清了莫斯科的斯拉夫主义理论家之面目：他们跟欧洲主义者一样，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反而拒斥生活，已经到了不通人情的程度。该报为了莫斯科的理论肆无忌惮地否定当代生活。他们不知道这种理论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结果，来自狂热的幻想和虚构。它就像一双鞋，虽然还勉强可穿，却早就破旧不堪了。它有些内容还可以用，但必须加进一些新东西来修补。为什么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可以引起我们注意，让我们倍感亲切？那是因为当时的生活似乎具有一种整体性，精神可以统领一切；当时的人们不像现在这样深切感受到自己内心的矛盾；当时的俄罗斯似乎一切都很和谐。遗憾的是，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和莫斯科时代引起我们注意和好感的只是其表面的东西。只要较为深入细致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些闪光的东西不一定都是金子。这幅图景之所以显得如此美妙，是因为它离我们很远，又被人为地加上一圈光环。如果你能就近查看，就会发现画面上的色彩很不和谐，人物形象十分粗糙，生硬牵强、虚假做作的东西很多。在彼得大帝前的俄罗斯（特别是莫斯科时期）虚假的东西就很多。社会关系虚假：充满了做作、表面谦恭、奴才味等等。宗教虚假：对宗教的否定和冷淡被掩盖起来。家庭关系虚假：妇女不被当人看待。……在彼得大帝前的莫斯科时期，俄罗斯充满了亚洲和东方的野蛮、惰性、做作和虚假。这时的俄罗斯是一片死气沉沉，反映了它内在的虚弱。如果莫斯科时期的一切都很美好，那么人民为什么不得不抛弃这一制度而寻求新的出路？简言之，是什么造成俄罗斯的分裂？我们应该弄清楚的是，不能把莫斯科和人民混为一谈，不能把彼得大帝前的莫斯科时期的生活看成是人民生活的完美体现。《阳光报》说彼得大帝前的俄罗斯只有缺点没有虚假的东西，这一说法未免太笼统了。什么是虚假？彼得大帝前俄罗斯的许多缺点难道不都是虚假造成的吗？

　　斯拉夫主义者试图根据他们所谓的莫斯科理想来改造俄罗斯。在他们看来，我们现在已有的任何发展都毫无意义，等同于零。然而自彼得大帝时代开始的发展虽然不太迅速，毕竟取得一些成就。他们痛斥彼得大帝，说他留下许多后遗症，但他们自己的后遗症也不少。在他们身上同样可以看到彼得大帝前俄罗斯对生活的放任态度。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了，没有任何人能让时光倒流或将其完全抹去。

　　不须否认的是，彼得大帝的改革让人民中的一部分同更重要的另一部分相脱离。这一改革是自上而下，而不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并没有触及最底层的人民。这样的改革是有局限性的，采用彼得大帝的办法不可能对全体人民进行改造，因为改造人民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仅仅靠个人的铁腕是不行的；要实现人民的发展、消除他们已有的东西，这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彼得大帝的错误就在于他急于求成，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内改变俄罗斯人民的风俗、习惯和观念。强制推行改革措施只会引起人民的反对。德国人越是加强对人民性的侵害，人民就越是强烈抵制德国的东西。有人认为彼得大帝的改革给俄罗斯人带来的主要是西方通行的东西，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改革在我国是首先建立德国式的官僚体制，形成了官吏阶层，最后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而人民并没有从改革中获得好处，新体制并没有减轻他们的负担，他们感受到的是压迫的加重，以及以前被奉为神圣的东西遭到亵渎。因此，总的来说，人民的状况跟改革前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改革对他们有什么影响的话，这种影响并不是好的。我这样说并不是在否定彼得大帝改革的一般意义。普希金说得很好，改革为俄罗斯人打开了一扇观察欧洲的窗口，向我们指明可以向西方学习。问题在于它只是一扇窗口，而那些被挑选出来的看客从中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学了不该学的东西。因此，彼得大帝改革是跟俄罗斯的人民性和人民精神背道而驰的。在我国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时期：人民对现实十分不满，强烈需要新的生活，要到外部世界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在彼得大帝之前就开始了这样的时期。我们可以据此来理解后来出现的分裂现象。在俄罗斯的土壤里产生彼得大帝这样的历史现象并不是什么奇迹，他是时代的产物。当时俄罗斯已经处于改革风暴即将来临的前夜，彼得大帝不过集中体现了人民要求过新生活的强烈愿望而已。但在任何一个过渡时期都有这样的特点：人们强烈要求摆脱旧的东西，但怎样摆脱，往什么方向走，大家都不清楚。彼得大帝的悲剧就在于，他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去看待俄罗斯的改革要求，并完全按照自己的方法推行改革，强制性给人民加上他们不需要的东西。对于“彼得大帝是否具有人民性”这一问题的回答，要依他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人民要求过新生活的愿望而定，因此，我们可以说，彼得大帝仅仅在思想上具有人民性，而在事实上是反人民的。

　　无论怎么说，事情的真相是，人民跟改革者背道而驰，与上层社会分裂了。地方自治与官吏阶级也各自为政。彼得大帝之后的社会状况更加剧了上层社会同人民的分裂，上层阶级完全不承认人民是根本，只顾自己的利益。

　　这两种背道而驰的力量现在仍处于对立中。为什么许多人本来是为人民着想，而他们的良好愿望却无法实现？就是因为人民不相信他们是真心实意的。但要指责人民愚昧、不识好歹等等也是不公平的。应该承认，有时我们对人民的爱属于自以为是的那一种，实际结果是好心办坏事，就像寓言中的那只熊，本想打朋友头上的苍蝇，却把朋友给打死了。说实话，我们很不善于接近人民，喜欢走极端：要么态度十分粗暴，要么黏糊得不得了。如果你是戴着细羊皮手套同农夫握手，说话文绉绉的，他能理解你吗？

　　我要再说一遍：不要去指责人民不理解我们、缺乏教养、总是躲着我们；如果说他们缺乏教养，我们也有责任。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把他们忘得干干净净，从未关心过他们的教养，任由他们处于极其艰苦的境地，那么，我们怎能要求他们有很高的教养呢？其实我们当中有不少人在道德水平方面不仅没有超出那些农民，还大大低于他们。农民并不像有些所谓有教养的人那样卑劣、虚伪和无耻。那些披着“有教养”外衣的道德低下者因其虚伪而更让人厌恶。你想欣赏莫扎特和贝多芬的音乐时，难道会从市场上随便找一个三弦琴手来演奏吗？一个没有经过严格音乐训练的耳朵，能够充分理解那些高级乐曲吗？这样做无异于缘木而求鱼。应该指出的是，一些人对于农民的观察是非常肤浅的，他们往往忽视了农民的内心生活，即使那些似乎在就近研究人民的人也不是真正了解其内心世界，而这正是农民不愿在老爷们面前表露自己真情的原因。

　　——两个理论家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