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说，指责俄罗斯人说法语，这个话题太陈旧了，观点也无新意。但我所惊讶的并不是俄罗斯人之间不说俄语（如果他们说俄语，那才让人奇怪呢），而是他们自以为法语说得很好。这种错觉是怎样形成的呢？显然，这是我们的愚昧所致。讲法语的俄罗斯人都是知识分子，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法语讲得太差劲；还有一种是自以为法语讲得跟真正的巴黎人一样（这都是我们上层社会的人物），其实他们讲得跟第一种人同样的差劲。第一种情况有时会产生很可笑的效果。例如一天我在郎河边散步，遇到两个俄罗斯人，一男一女，都是中年人，他们正在谈话，谈得十分投入，甚至有些焦虑，看来谈的是很重要的家庭问题。他们是用法语在交谈，情绪很激动，但表述不清楚，用的语句十分生硬、冗长、书卷气十足，影响了他们思想的表达，因此双方不得不互相作些提示，但怎么也没有想到可以立即用俄语交谈；他们宁可讲不清楚，甚至互不理解，也要坚持用法语讲话，这让我深感惊诧，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样的情况我已经见得太多。这里主要是一个习惯问题，根本就想不到用哪种语言更为方便。这些人说的法语，发音十分难听。第二种情况讲的法语，也就是上流社会的法语，其发音似乎跟巴黎人一样，实际上并非如此。从发第一个音开始，就暴露了其语言的虚假：过于紧张，明显的模仿，喉音很重，字母R发得很难听，以及在说法语时那种志得意满的样子。这些人以模仿彼得堡理发店里仆役的话而感到荣耀。这些是早就发生的现象，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我仍然感到惊讶：这些正当年的俄罗斯人处于一生最好的时期，却愿意用那种干瘪、苍白、病态的语言说话，而并不知道这种语言是毫无价值的。（我这里不是指法语，而是他们说的那种语言。）他们思想简单而贫瘠，因此对这种相适应的语言十分满意。他们想不到的是，他们是出生和成长在俄罗斯，尽管从学说话时就跟着保姆说法语，以后又跟着家庭教师学并在社会上练习，他们还是不可能完全变成法国人。他们现在说的这种语言必定是生硬的、无生命力的、非自然的，不会是真正的法语：一个人只要生下来不是完全的法国人，只是通过学习这种类似理发店粗俗用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就永远无法掌握活生生的法语基本音素，这是法兰西历史代代相传下来的东西。而这些人说的法语是剽窃来的，一个真正的巴黎人来到俄罗斯，无法用这种语言表达自己或创造一个能够被人们所接受并流传下来的新词，但彼得堡理发店的每一个仆役倒能够做到这一点。屠格涅夫在他的小说中讲过一个笑话：一个俄罗斯人来到巴黎一家饭馆叫菜：“一份牛排加土豆。”而另一个俄罗斯人已经学会新的点菜方式，他的叫法是：“一份牛排土豆。”那个说“加土豆”的俄罗斯人十分懊悔：他怎么没有注意到这种新叫法“牛排土豆”呢？因此害怕店里的伙计会瞧不起他。这个故事情节应该是取自真人真事。在巴黎的俄罗斯人既然这么在意世俗语言的变化形式和饭店伙计的看法，对法国的思想也必定是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样，他们因其脑子贫乏，在其一生之中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

　　毫无疑问，语言是思维的形式或外壳，也是思维发展的最新成果。因此，一个人表达思维的语言越是丰富，他的生活就越幸福，越容易了解自己和他人，越是有力量，越容易成功。具体来说，他能更快地讲出自己想说的东西，讲得更为深刻，还能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所说的东西，在精神上就会更加坚强沉稳，人也变得更有智慧。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从理论上说，人的思维速度可以快如闪电，但实际上没有谁会以这样的速度思维，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任何人都要通过某种语言才能进行思想；即使思维时并没有出声说话，我们潜在地还是要依靠某种语言材料。我们的语言越是灵活、丰富、多样，被它所表达的思想也会更加灵活、丰富、多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学法语？首先是为了用法语阅读，其次是为了在接触法国人时可以同他们交谈，但都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怎么样。外国语言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深入思想并不能起根本作用，因为它终归是外来的东西；起根本作用只能是本民族语言。我们的难点是，长期以来，俄罗斯人，至少大多数上流社会的俄罗斯人，生下来就不使用活的语言，而是用一种人造的语言，人们只是通过小学的语法课本才熟悉俄文的。要想掌握活的俄语，他们就只有下很大功夫重新学习来改造自己。我认识一个俄罗斯作家，已经很有名气，他不仅学会了活的俄语，还学会了以前一窍不通的俄罗斯农民语言，后来创作了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就连伟大的普希金也要改造自己，向人民学习语言和思想，据他自己说，他是向自己的奶妈学习人民语言的。“学习语言”这个词组特别适合于我们俄罗斯人，因为我们的上层阶级已经严重脱离人民，也就是脱离活的语言（语言和人民在俄语中是同义词，这里面包含着多么丰富深刻的思想）。有人会说，要学活的语言，俄语和法语都一样。问题在于，对俄罗斯人来说，学习俄语要方便得多，他所处的环境、保姆等等，都有利于他的学习，这种便利条件我们应该加以利用。我们不能生硬地按照某一学科的方式去学习俄语，而应该自然地学习，从小就跟着俄罗斯奶妈学，就像普希金那样，而不要担心奶妈会让孩子记住一些所谓错误的东西，例如三条鲸鱼等童话。有些人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接触普通百姓和仆人；如果这样做，也是不利于孩子们语言学习的。还要让孩子们逐渐熟悉俄罗斯的古典文献，有些东西还要背诵。我们一定要学会用本民族活的语言来思维，在此基础上才能从欧洲语言中获益。我们只有在十分熟练地掌握本民族语言之后，才可能熟练地掌握外国语言。这时我们才能不自觉地从外国语中汲取某些本民族语言所没有的形式，同我们的思维协调一致，并使之更为丰富。有一种情况值得我们深思：俄罗斯语言是一种年轻的不规范的语言，却能够用来表达欧洲语言以及其思维的最深刻形式，欧洲诗人和思想家的作品都能翻译成俄语，有的翻译得很精彩；然而许多俄罗斯民间语言和文艺作品却无法用欧洲语言（主要是法语）翻译。我记起果戈理作品的法译本的情况，感到十分可笑。这是40年代的事情，在彼得堡，一位著名女歌唱家的丈夫同一位年轻作家（现在已经很有名气）合作翻译，结果译出来的根本不能称之为果戈理作品，而是一堆杂乱无章、毫无意义的东西。同样，普希金的许多作品也是无法翻译的。如果有人想去翻译大司祭阿瓦库姆的《自传》，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斗胆说，欧洲精神的表述或许比我们完整清楚，但没有我们多样化，比较单一和特别，我们的语言精神尽管在形式上还没有规范化，却更为丰富、全面和多样化，因此能够准确表达欧洲思想的精髓。然而现在我们却剥夺了孩子们拥有这种语言材料的权利，从而让他们遭受不幸，其原因是我们瞧不起这样的材料，认为它粗俗、应该被抛弃，认为用它来表达上流社会的思想感情是很丢脸的事情。

　　——作家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