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萨特和波伏瓦对他们的抵抗组织“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命运作了思考。他们这次去自由区，本来想同其它抵抗组织取得联系，以便依附一个更大的组织来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没有什么收获。
巴黎其它抵抗组织的情况跟他们很类似，都是由一些根本没有地下工作经验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它们各自为阵，缺乏凝聚力，很容易被德国人破获。萨特的朋友、波伏瓦的学生都有参加抵抗组织而被抓了起来的，其实他们并没有干什么很有用的事情。
萨特他们到目前为止，没有惹什么麻烦，这只能说是幸运。博斯特提着复写机满街乱跑，普隆带着装满小册子的皮包随便往来。这都是很危险的。
萨特发现，共产党的抵抗组织很有力量，十分强大。他试图同他们联系。在集中营萨特曾同共产党人有过交往，共同对敌。但出乎他的意外，共产党拒绝同他合作。不仅如此，他们还散布谣言说，萨特是德国人派回来的奸细，是为德国人效劳的。共产党的态度使萨特无法同他们联合作战。
考虑到这种种情况，为了不让他的好朋友遭受无谓的牺牲，萨特打算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要作出这个决定对他是很困难的。为了建立这个组织，他在集中营时就开始策划，希望有一番大的作为。
萨特在继续干事业和为朋友生命负责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决。他同波伏瓦在整个十月间没完没了地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萨特本人在权衡利弊得失。最后他忍痛作出决定，解散这个组织。
现在萨特一方面继续哲学著作的写作，另一方面通过写剧本来表达他对抵抗运动的态度。抵抗战士的暗杀行为招致大批人质被杀，这个事实引起萨特的深思。他想在剧本中把自己的想法充分表达出来。
波伏瓦给自己的长篇小说定名为《正当防卫》，萨特把它推荐给伽利玛出版社审稿人。现在她又开始进行新的小说创作。虽然生活缺乏安全感，局势仍然动荡不定，萨特的乐观态度和对生活的热情给了波伏瓦极大的安慰，她的心情是愉快的。
１９４１年的冬天，巴黎的生活比一年前更加艰难。他们的朋友，奥尔加、万达、博斯特和纳塔丽也都生活在贫困和饥饿之中。萨特和波伏瓦还要帮助他们。
吃饭已经成为最大的问题，尽管波伏瓦最不愿意做饭，现在她不得不操此新业。她搬进一间带厨房的房间里，从妹妹那里借了一些锅杯碗盏，开始自己做饭。刚开始她做一些熟悉的饭菜，做饭仍然是一种负担。渐渐地，她感受到其中的乐趣。手段成了目的本身。
她常在市场上转悠，搜寻不用定量卡的食物。偶尔获得一个甜菜根或一棵大白菜，她就有一种获得意外之财的喜悦。她在采购食物上投入大量的精力和热情，即使最后的结果不过是一小袋干麦片和干菜。
最后她已经具有一个精明的主妇的素质了，看一眼自己的财产，就能估量出它还能维持多久的生活。她懂得省吃俭用和珍藏财物。她常常一边同纳塔丽或博斯特说话，一边花费几个小时和他们一起把生了虫的豆子从好豆子中挑出来。每当晚上呆在家里，炉子上煮着的菜汤发出诱人的香味，锅里发出咝咝的声音，她就充分体会到一个家庭主妇的乐趣，虽说她不是真正的家庭主妇。
波伏瓦的饥饿感很强，没有吃的对她来说是最大的痛苦。其它方面则能省就省。她戒了烟，本来她对吸烟也没有特别的兴趣。
而萨特的需求正好相反。他在吃的方面特别能忍耐。除了早餐他要求吃得好一些外，中午、晚上都不在乎，一点点面包和沙拉就可以，吃什么都行，有时什么都不吃也行。
而吸烟却是萨特必不可少的。香烟紧张，萨特常常去“三个火枪手”外面的路旁捡烟头，把它们揉碎后按进烟斗里抽。
萨特和波伏瓦这一时期没有什么新的人际交往。除了奥尔加、万达、博斯特和纳塔丽这几个“自家人”，他们几乎不同其他任何人来往。在这几个人之间，也不总是都在一起，往往是三两人单独在一起。大家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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