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正在等待，我害着病，但我很快就会发生巨大变化，我一生的重大关头即将来临，我应该成熟了，应该有所作为，应该有结果，这种结果或许是和平而开朗的，也可能是非常可怕的，但一定会产生。否则我的生活就毫无意义了。不过这一切也许只是我病中的胡言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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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狱有10个月了，开始了新的生活。过去的4年就当我是被活埋而死去的4年。我无法向你述说这一段岁月有多么可怕；这种痛苦无法言说，无穷无尽，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都像沉重的石头压在我心上。整整4年，没有一天我不是感到自己在服苦役。但有什么可说的呢？即使给你写出100页来说明当时的情况，你也无法想象我是一个什么样子。这至少要亲眼所见，更不用说得亲身经历了。但这样的时刻过去了，就像一场噩梦；正像我想象的那样，出狱焕发了我的生命力，新生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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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俄罗斯的东西对我都很亲切，甚至连苦役犯也没有让我害怕，他们是俄罗斯人民，是我的患难兄弟，我甚至在强盗身上也发现了宽容豁达的品质，这是因为我理解他们，我自己就是俄罗斯人。我的不幸让我了解了俄罗斯社会的许多实情，这对我有很大影响，由此我发现，从有良心的角度看，我始终是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人可以在思想上犯错，但不能在良心上犯错，更不能由于犯错而成为没有良心的人，也就是干出违背自己信念的事情来。不过我为什么给你写这些呢？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在监狱里，我几乎看不到一本书。出狱后到了塞米巴拉金斯克，开始有书读了，但极少，甚至连最必要的书都没有，时间也就白白浪费掉了。我无法向你表达的是，在监狱里不能写作给我造成多大的痛苦。但脑子仍在紧张工作，有许多很好的想法，我自己也能感觉到。我在头脑中构思着一部大型小说。我曾担心长时间下去，我的创作热情会逐渐减退，当有条件写作时，却写不下去了。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样的小说需要花几年时间来酝酿，只有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才能动笔。出狱后虽然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还是没有开始写。我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情况，一个姗姗来迟的幸福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因此无法工作。随后这种幸福又变成了痛苦和悲哀。这些事情在信中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如能见面再详谈。不过我也不是完全不干事，我还在工作，但没有涉及那部主要作品，留到以后精神处于平稳状态时再写。我随手写了一部喜剧，有许多好笑的场景、好笑的人物，主人公我也写得很顺手，应该说是成功的，不过从形式上看，喜剧色彩不浓厚，这是为了更多地加入主人公的种种奇遇，以及表达作者对他的嘲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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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服苦役，这4年时间非常痛苦，处境十分可怕。在这4年里，我和那些盗窃犯、无人性者、腐败堕落者在一起生活，看到的都是黑暗和丑恶，没有一点光明。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经受着寒冷、饥饿、疾病、难以胜任的劳动的折磨，同囚室的恶棍因为我是一个贵族和军官而敌视和折磨我。而最为痛苦的是，我明白了自己的失误，明白了我因为流放而被社会隔离，再也无法用自己的力量、意愿和才能成为一个有益的人。我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幻想和理论才被判有罪，但思想和信念是可以改变的，整个人也可以改变，然而现在我却因为已不存在甚至转化为相反的东西而遭受痛苦。我觉得自己还有精力和才能，希望能够能够做一点事情来弥补过去的一切，却无事可做，这才是最让人痛苦的。现在我是一个士兵，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役，今年夏天被提升为军士。我希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军人的工作并不是我的特长。我想搞好现在的工作，但我身体有病，而且另一种工作才是我力所能及的。我希望能离开军队，搞一个文职工作，去俄罗斯某个地方或者留在这里都可以，在确定居住地时最好可以选择一下。但担任公职不是我生活的主要目的，此前我在文学领域曾经得到读者的赞赏，在这一方面我很有可能发展。我希望能获准发表作品。这是有先例的：由于对一些政治犯的照顾和宽大，此前他们就已经获准写作和发表作品了。我一直认为，作家的职业是很高尚的。我相信，只有走这一条路，才能真正有益于人民，同时可能引起人们关注，重新获得良好的名声，让自己的生活有保障，因为我除了一点文学才能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了。不瞒你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件关系到我一生幸福的事情（完全是个人私事）也促使我向你提出请求。我并不指望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只是请求离开军队和转为文职人员。
——给费希娜、麦可夫、弟弟和多特列宾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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