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信中问我过得怎样，你们走后我的时间是怎样打发的。其实两星期来，我的心情一直是忧郁的，感到无所依靠。不知你能否想象我现在孤独凄苦的情状？这就像我1849年被抓进监狱时的情况，那时我跟自己所爱的一切完全隔绝了。我已经习惯于同你们在一起。我从来都不认为，我们之间只是一般的交往，而你们的离去让我的这一体会更为加深。大约有5年时间，我都是孤独一人，没有一个可以说心里话的人。而你们把我视为亲人，我同你们在一起，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待我就像亲兄弟。我性格孤僻，常常惹得你们不高兴，但你们因为爱我而不在意，我深深感受到这一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你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有着纯真的赤子之心，就像我的亲姐妹。这样的一位女性向我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事情。说实话，即使一些十分优秀的男性，有时也会表现得麻木不仁。女性的同情心和善良，是无比珍贵的，我们却往往由于愚昧而无法感受和理解。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女性的一切优点，你对我的毛病之宽容，是连亲姐妹也难以做到的。如果说我俩之间有时也发生一些争吵，那主要是我的不对、我不讲情义所致，而你是由于生病而火气大，再就是那令人厌恶的社交圈子对你不公而导致你愤愤不平。你高贵而充满正气，这是你的基本人格。尽管痛苦和生活的折磨强化了你的某些特质，使得你容易生气，但归根结底，你还是获得更多的补偿。我并非总是愚不可及的，因此能够看到并敬重你的优点之所在。概而言之，我不能不像对待自己的家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你们的家中。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永远感激你们。你们很难理解自己为我所做的一切，对我具有何等重要意义；你们这样的人，对我具有何等重要意义。这是只有本人经历过后才能深刻体会的东西。如果没有你们，我恐怕早就形同槁木、心如死灰了，而现在我又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信中一切难以尽叙，就写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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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狱后我在这里度过了第一个年头。我感到十分幸福。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了一个家庭，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这是伊萨耶夫的家，我以前信中提到过的，还托你给他们办过一件事。伊萨耶夫本来是有工作的，一个很不错的工作，由于跟别人相处不好，闹得很不愉快，就辞职不干了。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已经辞职数月了。此后他一直在找新的工作。他没有资产，完全靠工资生活，失业之后他的家越来越穷困。在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伊萨耶夫借了不少债。他的生活很不规律，他很容易激动和发脾气，十分固执，态度也很粗暴。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个堕落的人。他遭遇了很多不快，常常受本地人的欺负。他就像茨冈人那样我行我素，十分自尊，不会克制自己，因此，被人们视为堕落。其实他为人善良，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我跟他谈论各种问题，他都能够很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卑鄙龌龊的事情，而他的心灵是十分高尚的。不过吸引我的主要还不是他，而是他的妻子玛利亚。她很年轻，才28岁，十分漂亮，很有教养，聪慧善良，典雅可爱，待人宽厚。她高傲而毫无怨言地承受了命运的捉弄，在家中承担着本来应该由女佣人做的事情，还得照顾那个不谙世事的丈夫。作为朋友，我曾多次向伊萨耶夫提出忠告，还帮忙照顾他的小儿子。由于有病，玛利亚往往容易激动和发脾气，然而她的本性还是活泼开朗的。我几乎一直住在他们家中。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夜晚。这样的女性是很少能够遇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同这一家往来，其中有不少人是出于她丈夫的原因。后来，伊萨耶夫找了一个工作，是在托木斯克省库兹涅茨克当陪审员。他原先的职务是海关专员，现在降为陪审员，这让他大失脸面，但没有办法：他们家穷得几乎连一块面包都没有。我作为他们真正的朋友，才让他们勉强同意接受我的帮助。1855年5月，我送他们去库兹涅茨克，结果两个月后，伊萨耶夫由于结石病而去世。玛利亚在那里人生地不熟，带着一个7岁的孩子，饱受折磨。他们连一块面包也没有，没有钱安葬丈夫。当时我也没有钱，于是马上借钱，先借了25个银卢布，后来又借了40个，寄给了她。感谢上帝，现在她开始获得父亲的资助。以前由于丈夫的缘故，她跟父亲的关系不太好。她父亲是一位法国侨民的儿子，在阿斯特拉罕检疫站任站长，虽然没有资产，薪水却很高。现在他即将退休，收入可能会有所减少。另外，他身边还有两个女儿。她还得到丈夫的一个亲戚的资助，这人是伊萨耶夫的远房兄弟，在近卫军芬兰步兵营当上尉。情况就是这样。哥哥，我很早就爱上她了，并感到她也爱我。现在我离开她就无法生活下去，一旦我的境况略有好转，就会跟她结婚。我相信她不会拒绝我的。但我没有财产，没有地位，而她的父亲却要她回阿斯特拉罕去。如果再过几个月，到春天，我的情况还没有转机，她就只好回那边去了。但在我看来，即使如此，也只是将我和她的事情推迟了，而不会有根本改变。我已经下定决心，无论有多大困难我都要同她在一起，实现自己的愿望。但现在我穷得几乎身无分文，不能因为她对我的好感就勉强她跟我结婚。自从跟她分手后，我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现在我和她每个星期都要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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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库兹涅茨克，见到玛利亚。她是多么高贵和善良！她一边流泪一边吻我的手，而她爱的却是另一个人。我在那里住了两天，这期间她回想起过去，她又开始倾向于我这一边。我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准确，不过她对我说：“你不要伤心落泪，这事还没有定下来，在你我之间，不会有第三者插进来的。”她确实是这样说的。这两天对我来说是大悲大喜，悲喜交集，我都不知道是怎样过来的。第二天晚上我带着希望离开了。但是，俗话说“不在的人总是错的”，果不其然，我接连收到她的信，她感到痛苦，不断地哭泣，爱他胜过了爱我。我不想再说什么，只是祈求上帝保佑她。我不知道失去她后我会怎样。我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她也是一样。你想想吧，一个29岁的女性，才能出众，智力健全，富有教养，聪慧过人，知人识事，饱受西伯利亚生活的折磨，现在竟决定嫁给一个24岁的年轻人，一个生活阅历和学历都很浅薄的西伯利亚人，一个县城的小学教师，他的生活目标就是不久之后能获得900卢布的年薪。他俩性格不同，思想观念迥异，日常生活的需要也不一样，怎能生活在一起呢？我给她谈了这些，当然不是和盘托出，只是有选择地谈了部分内容。她听后深受震动，但女性的情感因素会盖过合乎理性的看法。因此，我也乱了阵脚：一方面我攻击对方，想为自己寻求机会，另一方面我又为对方辩护，结果不但没有说服她，还让她心存疑虑，十分痛苦，泪流满面。我感到她很可怜，而这时她又开始向着我，反而可怜起我来。你不知道她是一个多么好的人，你不知道她每时每刻都会表现出一种无比奇特、不同凡响的东西，她十分理智、机敏，同时又特别善良、高尚。而这种善良和高尚也可能毁灭她自己。她并不了解自己，我却十分了解她。在我们道别时，她又开始倾向于我了。按照她的要求，我写信向对方说明一切，表明我的态度。我见过他，他在我面前哭泣，他也只会哭泣。我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尴尬：如果如实向他们指出事情将来发展的情况，他们会说，我是为了自己故意将未来说得漆黑一团。他俩在同一个地方，而我则离她很远。情况正如我所预计的那样：我给他俩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明他俩由于太不相配，其婚姻将是不幸的。结果她在信中为他大力辩护，倒好像我在攻击他似的。而他还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把我的善意提醒当作对他的侮辱。我对他说，他才24岁，而她已经29岁了，他没有财产，也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前途，一辈子就在库兹涅茨克，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毁掉这样一位女性的一生，是否应该。你可以想见的是，他因此十分恼怒，于是挑拨她来反对我，故意歪曲我的话，想让她也感到受了侮辱。他给我回了一封信，极尽谩骂之能事。我认为这个人不正派。在一时冲动之后，她又写信给我，想同我和好，十分温柔的样子，但我还没有向她讲清楚事情的真相。我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怎样，但她是在毁掉自己，想到这里我就心如刀绞。现在我对你有一个请求，十分紧急，请不要拒绝。她不应该遭受痛苦。如果她一定要嫁给他，最好是他比较有钱，因此他的职务应该动一动。他现在年收入400卢布，想在库兹涅茨克通过高一级的教师考试，收入就可能提高到900卢布。请你在加斯弗特省长那里为他说说好话，说他是一个年轻有为、富有才华的人，提议给他一个更高的职务。加斯弗特省长十分相信你，请你一定去讲一讲，这事很值得你去做。他的名字是尼.波.维古诺夫。

　　——给玛利亚、哥哥和弗兰格尔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