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后萨特和波伏瓦几乎每天都在通信，继续交流思想和对生活的感受。波伏瓦在信中说，这次见到他，她有一个印象：萨特好象比以前更加远离世界，更多地把自己禁闭在孤寂之中，禁闭在日常工作和关于道德的思考之中。
萨特承认她的感想有道理。他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于战争和布鲁马斯。波伏瓦的到来当然让他高兴，但正是通过她的到来他感受到自己的很大变化。波伏瓦刚刚离开的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有十分不适的感觉，好象有一种宁静被她的到来和离去破坏了。他把这称为“感情的定时炸弹”。他对自己的情绪反应还不十分理解。
波伏瓦的到来总的来说让他心情愉快、精神振奋，促进了他的思考和写作。他现在只是有些担心万达和那演员的关系，不过他没花过多的时间去担心。他用数学语言说，他在这方面只花了２０％的时间，而８０％的时间都花在想念波伏瓦和从事写作中。
１９４０年１月，萨特回到巴黎休假。临回来前波伏瓦收到他的一封信，萨特要她到芒西夫人处给他找一套衣服，带到车站去。
波伏瓦到东方车站去接他。萨特就在车站脱下军装，换上便服。他不愿意穿军装走在巴黎大街上；觉得那样自己就像一个怪怪的木偶似的。看来他还没有完全习惯自己的军人身份。
另一方面，他对以前那种平民生活也开始不习惯了。过了没两天，他就对波伏瓦说：“不知怎的，我觉得自己在巴黎的生活好象不实在，只有回到部队，我才有一种实在感。这真是奇怪！”的确奇怪，本来并非自愿的军队生活现在反倒成了一种自然需要──境况真能改变一个人。
萨特和波伏瓦进一步交换思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战争结束后他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他们要投身政治，避免自欺，以真诚的态度对待自己，不逃避应尽的责任。
一个星期的假很快就过去了。波伏瓦送萨特上火车。在开车前１０分钟他们到了车站。这是送休假士兵归队的专列。送的人多数是妻子或女友。临开车前，女人们站成一排，车厢里的士兵依次到门口拥抱自己的女人。萨特也拥抱了波伏瓦。这种集体告别的场面让波伏瓦感到喉头发紧，难过得直想掉泪。火车消失后，她第一个离开站台，走得飞快，生怕自己会控制不住而大哭起来。
萨特走后，波伏瓦继续写作、教书、访友，但内心深感空虚和孤独。这时，又一个白俄姑娘闯进了她的生活，就像当年的奥尔加一样。这姑娘叫纳塔丽·索罗基纳，也是她的学生。
大约一年前，纳塔丽在班上引起波伏瓦的注意。她１７岁，也是一头金发，只是皮肤比奥尔加黑一些。她的成绩在班上是第一，性格咄咄逼人。上课时，她常常打断波伏瓦的话，大呼“听不懂”，并且不断反驳自己的老师。
有一次在地铁同波伏瓦相遇，纳塔丽却笑着打招呼说：“波伏瓦小姐，我想告诉你，总的来说，你的课最有意思！”下一次，她们又在地铁碰上了。于是波伏瓦明白，这是纳塔丽有意找机会接近她。
她们比较熟悉后，纳塔丽痛哭流涕地告诉波伏瓦，父母对她的粗暴态度，责怪她任性。她１４岁因行窃被送进警察局，后来在夏令营被一个５０岁的白俄领队勾引做爱，但这人一回到巴黎就抛弃了她。
纳塔丽非常渴望同波伏瓦见面，似乎有一种同性恋的情状，但这里面感情的成分多，而没有什么生理因素。波伏瓦已经习惯于每星期同她呆上几小时，但纳塔丽不满足。
她责怪波伏瓦：“你给予我的只是你生活中的四十分之一，而不是全部！”
“我得写作，写一部小说，”波伏瓦解释道。
纳塔丽仍然不满意：“你净写那些从没有发生过的故事，多没意思！“
波伏瓦向她简单地介绍了萨特的情况。她的反应是，为萨特不在波伏瓦身边而幸灾乐祸：“如果他不走，你就不会有时间同我呆在一起了。”
纳塔丽讲着讲着，竟然恨恨地说：”我希望他死了才好！“看来她对波伏瓦的感情已经有了一种独占性。
波伏瓦有时烦恼起来，希望一个人静静独处，而这时纳塔丽总是跟在后边。她失去耐心，发起脾气来。纳塔丽先是不在乎，甚至嘲弄对方，到后来则大哭起来。波伏瓦的心软了，只得让她呆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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