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通常以为，那些通晓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只是在模仿我们。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模仿只是那些二流人物特别是基督徒的做法，第一流的中国人是不会这样做的。这些第一流人物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还对它持批判态度，他们的为人还是中国式的。他们胸怀宽广，笃信道德力量，却对工业革命不甚关注。
一旦发现真理，他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宣扬它，但他们不会在报纸上登广告来宣传，也不会在铁路沿线贴布告来鼓吹。在这方面他们跟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们没有西方人的残酷和折腾。他们摆脱了种种陈旧观念的束缚，但还没有完全接受新的东西，只是保持着自己思想上的自由，对所有问题都作出独立的判断。
同第一代知识分子相比，中国年轻的一代更有优势。他们经受的艰难困苦较少，精力更为充沛，自信心更强一些。他们继承了前一代诚实正直的品质，希望能对社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也许这里有着年轻人的天性，但不仅仅是这样。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接触西方思想较早，因此很容易接受，没有前一代那样的精神冲突。而且他们大都是从中国教师那里学得西方知识，因此比较轻松。当然，年龄再小的学生也会有一个比较守旧的家庭，他也要抵抗家庭的苛责，也不得不听从长辈的教诲，但他们遭到的磨难也比前一代少得多。他们更是中国的希望。如果他们再多一些经验和智慧，一定能够让中国人的舆论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中国传统观念认为，道德修养比科学知识更为重要。这一思想来源于儒家学说，在现代工业社会之前，这种观点或许还有一定道理。现在西方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技术最为重要而道德无足轻重。中国人没有我们的缺陷，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弱点，即只是看重所谓的良好用心。在我们的大学里，那些具有公共思想的中国学生愿意专心致志地研究政治理论，却不愿探讨植树造林这样的问题。他们对于英国议会上下两院的种种关系十分了解，而回国以后却发现督军们解散议会，这种情况是教材里未曾讨论过的。我们的西方政治理论只是适用于西方，而我们的森林学却适用于世界上的任何地区。然而中国留学生却热衷于学习我们的政治理论。本来学习一些技术方面的东西对中国可能更有用处，而中国学生喜好的却是我们的理论经济学，但它只适用于工业比较发达的工业国家。不过近来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观。
中国和西方知识分子的区别就在科学思想上。中国知识分子，即使最先进者，也在向白种人（特别是美国人）学习道德方面的名言，来代替孔子的语录。他们没有搞清楚的是，其实一般人的道德都是差不多的，有多大能耐就可能干出多大坏事来，而只会去做那些不得不做的好事。我们的道德跟中国人并没有根本差别，差别只在于我们的道德可能更坏一些，因为我们的精力更加旺盛，有可能做更多的坏事。因此，我们能够教给中国人的并不是道德，也不是治国理念，而是科学技术。中国知识分子要正视的问题是：既要学习西方人的知识，又不要染上了西方人机械人生观的毛病。
这里我还要对“机械人生观”作一些解释。我所说的这种观点同样地存在于帝国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基督教青年会中间，而不同于中国的人生观，并且是非常有害的。机械人生观将人看作是一堆材料，可以用科学方法来进行加工，并按照我们的意思塑造成型。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意在按照某种模式塑造个体，哪怕让其丧失感受性也在所不惜。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不会赞同帝国主义，却很容易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由于前者而信仰阶级斗争和共产党专政，由于后者而信仰冷水浴和哑铃。而西方的共产党和青年会对人的重视，只在于他们是其主义的潜在的信仰者，并认为只有它们的主义大行于世时人类才会进步。它们都只相信政府，而反对自然。我称这种人生观为“机械”，其实它跟宗教一样陈旧，是古已有之，不过到近代给了它一种更加有害的形式。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在其著作中已经批判了这一观点，而后来的庄子则通过寓言来进行了同样的批判。
中国人的人生观要比西方人更为文明，更为宽容，更多反省精神。就像我们不会让动物园的猴子穿衣服一样，中国人也不会像基督教青年会那样要去改变别的国家人的习惯。中国人对于本国人也是十分宽容的。遗憾的是，这一性格对于战争是不利的。外国人因此而任意欺凌中国。但这种性格其实是最高层次的美德，在西方国家极为少见。中国人的这种性格，再加上他们对美的细致入微的感受，使得中国成为一个十分可爱的国家。
——中国问题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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