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观了三所美国在中国建立的学校：清华大学、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地处北京西山，学校建筑都是美式风格的，十分精致和坚固，全都是用庚子赔款建造的。学校的气氛类似于美国较小规模的大学。校长是一位中国人，但说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教师中既有美国人，也有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近来中国教员的人数逐渐增多。来到这所学校，可以发现许多中国通常缺乏的好现象：如讲究卫生、做事守时、工作高效等。清华大学在重视英语学习方面跟美国学校是一样的。这里学生主要学习数学、科学和哲学等，大都是大学基础课程。成绩突出的学生被派往美国读博士学位。这些人回国后，有的当教师，有的当公务员。他们大都办事公道、人品高尚、技能高超，对国家的进步起到很好的作用。
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的建筑十分壮观，结合了中国和欧洲两种建筑风格的特点。其绿色的房顶是中国式，而墙壁和门窗是欧洲风格的。这一尝试即使不能说是十分完美，也足以为人称道。这里的科学仪器都是最新的，也很齐全。学校除了医学学科，还讲授其它学科如英国文学，而且教学水平还比较高。要培养一个跟欧洲学术水平相当的医生，这样的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要精通欧洲的医术，熟练掌握一种欧洲语言以及其它相关的欧洲知识是完全必要的。显然，全面而深入的医学知识对于中国来说十分重要，这个国家的卫生状况很糟糕，经常发生流行病。北京大学可以看成是中国人遭受治外法权伤害的一个例子。中国政府本来已经创办了一个条件齐全、师资水平很高的北京大学，但美国传教士一定要把自己的学校也叫北京大学，因此，原先的北京大学不得不更名为国立大学（下面我称它为国立北京大学）。这种做法就像一伙旧派中国人在伦敦建了一所专教孔子学说的学校，却硬逼着伦敦大学把校名让给他们一样。
中国优秀的教育家创办了一些新式的学校（包括小学、中学和大学），由中国人自己来管理。这些学校里有一些欧洲人或美国人，但整个教学精神却跟基督教青年会不一样。白种人来中国办学，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考虑。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为本国资本进入中国培养可用的工具。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就不一样，它们也不是像有些国家那样培养具有强烈国家主义思想的人物，而是着力培养学生具有自由的思想。这些年轻人十分优秀，才智出众，处世态度公正。我主持了一个国立北京大学学生参加的研讨班，在讨论中，学生言辞犀利但不偏激，他们态度十分坦率，毫不畏惧，这种精神状态是很少见的。我在同南京的科学社成员以及其它类似组织的人接触时也有同样的印象。中国学生希望获得西方的学问，同时对西方的缺点也有深切了解。他们要让自己更为科学，而不是更加死板；他们要学习工业方面的知识，而不是资本方面的东西。他们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许多优秀的老师也有同样的信仰。他们重视西方的知识，却扔掉了西方人的那种骄横。这些由中国人创立的新型学校如国立北京大学，在教学等方面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图书馆设备短缺，英语教学还不完善，能启发思维的课程还比较少，等等。但这是新学校都会有的不足，与培养学生的人道主义生活观相比，不是什么大问题。而且这些不足主要是由于经费不济所致，而经费紧张的一个原因是，政府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给那些互相争夺、瓜分地盘以肥己的督军们。
学生们不仅自己具有公共精神，还在唤起民众的公共精神中起到很大作用。1919年，学生们为了反对《凡尔赛条约》把山东割让给日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中国人管理的新型学校还有一件让我深感惊讶的事情，那就是男女学生的平等待遇。在国立北京大学，女学生的待遇要比剑桥大学好，她们可以参加考试和获得学位；北京大学还有女教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是专门培养女教师的，是一所十分优秀和先进的学校，那里的女学生自由提问的精神，就是英国的女校长见了也会惊讶不已。
现在中国普遍是男女同校，在初级教育中尤其是这样。主要的原因是学校太少，如果女孩子不与男学生同校，就没有上学的可能。我跟杜威教授夫妇首次见面是在湖南长沙督军的招待宴会上。饭后，杜威夫人对督军说，湖南应该采用男女同校的教育体制。督军打着官腔回答道，这件事情应该认真考虑，但湖南的条件还不成熟。实际上它并不是很难办的。那时我才到中国不久，以为它很落后，听到这个提议感到十分惊诧，后来才知道，在我们英国还属于空谈阶段的改革，在中国已经在实行当中了。
那些传教士和态度保守的白种人所掌控的学校，是无法满足“少年中国”的教育需要的。中国人既然已经抛弃了流行数千年的本国迷信思想，就决不会再去接受那些欧洲迷信的东西，这些东西已经被所有先进的人们所否弃。只有中国进步人士所掌握的教育机构，才可能让年轻学生复兴民族的精神得到充分发扬。中国人以这种怀疑和探索为特征的自由精神建设的新文化，足以跟中国极盛时期的旧文化相媲美。
我在北京时正好碰上国立学校的教师罢教，其目的不是为了加薪，而是要求发给薪水，因为他们已有几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一些学生也随着老师向政府请愿，但遭到军警的驱赶，不少教师和学生被棍棒打伤，住进医院。这个事件激起众怒，差一点在全国引发一场革命，政府当局不得不同教师谈判解决这一问题。这些教师接受过现代教育，体现了中国的强健、勃勃生气和公共精神；而那些掌控政府的匪类则靠日本人的金钱和欧洲人的诡计来作支撑。美国居中进行调解。从广义上说，由那些督军操控的旧式教育受着英国和日本的影响，代表了保守主义。美国的商业和教育机构代表了自由主义。而中国本地的现代教育则代表了社会主义，这不是指其理论，而是从实践意义上说的；还要补充一句的是，只有它是代表了学术自由。
——中国问题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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