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使用的文字没有字母，只有符号，这就造成许多不方便的地方：首先，中国人学习写字时，不得不学写几乎是无数的各种符号，而我们的文字只有26个字母。其次，汉字没有字母顺序，在编造字典、目录时没有按序排列的标准，也无法制造排字机器。最后，汉字无法准确地表示发音，在翻译专有名词、科学名词时无法像欧洲语言那样音译，而必须特别造出一个词来。例如我的姓，汉语中最为接近的发音是“罗素”，而“罗”是一个字，“素”是另一个字，此外再无他法可以更好地拼写它。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最近中国有人提议使用拼音文字。我认为，中国如果想要赶上那些自以为垄断一切的发达国家，就应该这样做。由于汉字的读写要很长时间才可能学会，初级教育就很难普及，从而成为实现民主的障碍。就此而言，文字改革势在必行，何况还有其它理由。因此，从应用的角度看，应该支持拼音文字改革。
不过表意的文字也有它的长处，只是欧洲人不太知道罢了。中国文化历久不衰，后来人可以追根溯源，也许就是使用表意文字的结果。英语是一个字母代表一个声音，汉语却是一个字代表一个意思。西方的数字也是采用了类似汉语的办法，例如“1922”。英语、法语等都可以读出来，发音不同但意思一样。同样，中国各地方言不同，有时无法相通，但汉字却是全国各地的人都能读懂的。日本人虽然不能说汉语，却可以通过日语读懂汉字，就像他们能读懂英国人所写的数字一样。中国的口语几千年来变化肯定很大，就像拉丁语变为法语一样，现在的中国人却仍然可以读懂最古老的典籍。
文字长于口语的地方就在于它存在的时间更为久长，可以将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域沟通起来。时间不同和地域不同，口语往往会发生很大变化，这样，表意文字要比表音文字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孔子对中国社会制度和思想的影响之深远，足以同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等宗教创始人相比，而其性质却不一样。孔子这个人物是完全真实的，他的生平事迹流传很广，没有类似释迦牟尼和耶稣那样的种种神话传说。跟其他宗教领袖最大的不同是，孔子灌输给人们的是一些伦理道德规则，一直受到后世的尊崇，却没有宗教上的独断性质。因此，后世那些儒家学者，尽管十分崇拜治国平天下的圣人，却都对神学持怀疑态度。
孔子不是一个宗教家，而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讨论的都是治国之策，他提倡道德的目的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繁荣，而不是为了个人进入天堂或来世的幸福。总的来说，他的思想有些保守，着力维护种种旧道德。孔子伦理思想最大的缺陷是提倡孝道和宗族的权力，这是有违常理的。家族意识会削弱人们的公共精神，给予族长过多的权力会让保守力量占据统治地位。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新的视野和思维方式，而儒家的宗族观念则成为新思想诞生的根本障碍。那些对中国有所图谋的外国人都盛赞儒家的那一套旧东西，对于“少年中国”为现代化而作的种种努力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正因为相信这一点，中国人是鼓励多生多育，子女众多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孝道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文明的某一阶段，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现象。令人不解的是，中国文明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而这一旧的习惯仍然保存下来了。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也跟中国人一样讲求孝道，但随着文明化的提升，家族关系越来越淡薄，而中国却不是这样的。
除了孝道，儒家学说还有一些行为规范，就像一本社交礼节读物一样，教人怎样自我克制、怎样走中庸之道、特别是怎样谦恭有礼。儒家的这些道德行为规范不像佛教和基督教规定的那样严格，不是只有极少数圣人才能做得到；也不是只关乎个人的获救，而是与社会政治制度融合在一起。普通的人要按照儒家那一套做并不难，只要始终保持自我克制就可以了，而这是他们从小就被要求的东西。
与任人唯亲、行贿受贿、以叛乱谋权等相比，中国科举制度要优越得多，但仍然是有缺陷的。科举完全是以经书和纯粹文字性的东西作为判别优劣的基础，没有任何创造性。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到1905年被废除，中国以八股文为特征的科举制度没有任何改变。废除科举是中国近代改革者的一个重要目标。从现代的眼光看，八股文具有种种弊端，然而在14世纪，却并没有一个比科举制度更好的选拔办法。无论怎样评价科举制的好坏，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科举制的好处是：营造了一种尊崇学问的风气，取消了士大夫阶级，选拔了勤奋好学者，在外族入侵时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但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科举制度必须淘汰，就像淘汰中国文化中其它旧东西一样。
——中国问题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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