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涉及到的问题不仅与当前世界有关，它其实已被争论了许多世纪。这个问题就是：离开了教条主义的宗教，人类社会是否可能实行最基本的道德。在我看来，道德并不像宗教信徒说的那样，必须紧紧依赖于宗教。我甚至认为，有些十分重要的道德，在反对宗教教条者那里要比宗教信徒更多一些，这特别表现在诚实以及在知识上的正直态度上。我所说的知识上的正直态度，是指解决难题时要凭证据，如果证据不足就不要妄下断语。尽管所有的信奉教条者都不屑于理睬这一美德，我还是认为它对我们的社会是最为重要的，比基督教或其它组织的信仰更能造福于这个世界。
让我们以偷盗为例。在人人偷盗的社会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如果一个社会几乎没有盗贼，显然人们大都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如果没有法律、道德和宗教，就会出现问题：每个人理想的社会只能是，其他人都老老实实，只有自己可以肆意偷盗。这里要让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协调一致，就必须确立一种社会制度，主要靠刑法和警察来维持。但是盗贼并不总是能够被逮住的，而警察对那些十分凶悍的盗贼也可能不敢强行逮捕。如果能让人们相信存在着一个上帝，他会惩罚那些偷盗的人，那么即使警察不能起到什么作用，这种信仰也会让他们变得老老实实的。如果人们信仰上帝，他们就会自觉地相信上帝是禁止偷盗的。
我并不否认，在古代社会，在文明程度不高的时候，这样的想法可能有助于实行社会所要求的行为。然而到现在，将神学与道德扯在一起，由此带来的好处要大大地小于由此造成的恶果。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制订的法律越来越巩固，而由神制订的法律越来越不可靠。人们越来越有理由相信，他们偷盗会被抓获；而越来越没有理由认为，即使他们不被抓获，也逃不过上帝的惩罚。甚至那些特别虔诚的宗教徒，现在也不相信偷盗会被下地狱。在他们看来，只要不被逮住，什么时候都可以洗手不干；而地狱并不一定存在，即使存在也不见得就那么可怕。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大多数人都不干偷盗的事情，这是因为偷盗很容易在地上受到惩罚，而不是因为会被下地狱。出现淘金热时在金矿里，或者在类似的环境中，几乎人人都偷盗，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也许你会说，现在虽然不再需要靠神学来防止偷盗，但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害处，毕竟我们都希望人们不要偷盗。然而问题就在于，一旦有人怀疑这种神学，那些维护神学的人就会采用种种可怕的手段来迫害这些人。有些正直的探索者认为美德可以离开神学，宗教当局就极力阻止这种探索活动，在过去千百年来，他们采取的方法就是，把探索者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俄国现在采用的方法跟这差不多，而西方国家当局采用的方法则比较温和一些，也更加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学校：一定不要让年轻人听到让当局反感的见解，要让那些穷根究底的人遭到社会的谴责，特别是道德上的谴责。一切以神学为基础的道德体系都会被当权者用来作为维护其权威、消解年轻人思考能力的工具。
基督教的辩护者往往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与基督教水火不相容的东西，并把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同基督教国家产生的幸福进行对比。我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同宗教时代基督教造成的灾难实质上是一样的。苏联的克格勃与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只不过是在量上有些区别，其残忍行为完全相同；前者对俄罗斯人在知识和道德上造成的损害，同后者对异教徒或叛教者的迫害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人随意篡改历史，在文艺复兴前，教会也是这样做的。如果说现在教会没有苏联政府那么坏，那是由于过去长时间来攻击教会的人造成的影响。许多人反对苏联政府是由于他们对共产主义经济学说的反感，但这却是苏联跟早期基督徒、芳济会修道士、许多基督教异教徒共同的东西。共产主义学说不仅是异教徒有，正统教徒如托马斯。莫尔也把基督教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他的乌托邦就说明了这一点。在我看来，存在着危害的不是苏维埃学说本身，而是信仰这一学说的方式。这一学说被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谁怀疑它谁就是罪犯，谁就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共产党人同基督徒一样，认为其学说对于拯救世界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它才能拯救世界。由此看来，使得基督教和共产主义水火不相容的，恰恰是它们的共同之处。当两个科学家的意见不一致时，他们不会求助于世俗的权力来取胜，而是等待着有更多的证据来确定谁更有道理，因为他们是探求科学的人，知道并没有谁可以是一贯正确的。而两个神学家意见发生冲突时，只会互相敌视，或者有意无意地求助于权力，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判别是非的标准。我承认，现在基督教的危害要比过去小，这只是因为人们已不那么信仰它了。也许共产主义迟早会发生同样的变化；如果这样，它就会去掉一些让人憎恶的东西。那种认为离开了基督教就不会有美德的观点一旦在西方社会流行起来，中世纪基督教的暴行就会再度复活；基督教会变得越来越像共产主义，也越来越跟共产主义势同水火。这样下去，世界性的灾难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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