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一进门，正对着大门的像是一个讲台，那是总经理的位置。下面沿着墙安放的椅子是到会人员的座位。会议开始后，大家在陆续发言：有的提出可以出口大理石产品，甚至还有人说可以搞印章出口。我想，外国人签发文件、合同等等不都是签字吗？他们会像中国人这样使用印章？太开玩笑了。我是又碰见了一群乌合之众。熬了大半夜，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没有任何结果，就散会了。第二天我和审计处的那位处长谈起了头天晚上的会议，他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在这前一年，这位总经理还是军区后勤部的一个司机，被抽调搞服装厂，因做毛大衣销往东北赚了一大笔钱，被提升为后勤部副部长，今年开始经营这家企业。他在银行贷了一大笔钱，而且还在民间集资，这些钱除了修建办公室、买汽车外，还多次上北京找关系也花费不少，并且在社会上出资赞助大型活动，因此名声很大，给他出点子的人也不少，开支也比较大，但并没有什么效益。他说他原在财务处，现在把他换到审计处，所以知道这些底细。我想，这哪里是办企业，连干什么都不知道，连个总体设计都没有，还能谈产值、利润吗？完全是无可救药了。我去找老夏，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他，要他马上给儿子、儿媳另找工作。他原打算把自己在建材机械厂的关系转过来，我告诫他千万不要把关系转过来。我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了审计处处长，请他转告总经理，我病了请假回家休息。这时老黄在外地出差，我告诉老夏叫老黄回来以后不要干了，回家。过了几天我叫儿子去把父亲接回来，就说是父亲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特地接他回家。第二年老黄去武汉开会，顺便到老夏家看看。这时老夏已经回到原单位上班，这个中南某公司已经垮台，总经理坐了牢。老夏的爱人十分感谢我们对他的提醒，否则他自己的工作就丢了。
老黄退休时全国性的评定高级工程师职称才开始，能评上高级工程师的人很少。有些单位没有高级工程师，一些工程项目或设计项目就没有资格承包。来找老黄当顾问的人不少。应城县有人想聘请他负责开矿，一切待遇跟应城石膏矿相同，但他推辞了。他曾经为整个应城石膏的开采作过总体设计和规划，所以不愿意去帮别人来采这些矿产。他觉得如果这样做，是为自己赚点钱而出卖矿山，对不起石膏矿职工。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有条有理，甚至地质部门的钻孔记录他都记录在册。退休后有时他谈起矿山的情况，总在叹息有的矿井被废弃，浪费了投资和资源，十分痛心。他翻着这些记录给我这个无权无势的听众看，让我想起鲁迅小说中孔乙己教店小二认字的情景。他退休后参加部和省的一些专业技术活动更多，接触和帮助的单位更广。80年代他曾经担任过的职务有湖北省建材设计院技术顾问、荆门市经济发展顾问、应城石膏矿总工程师室顾问、湖北省建材总公司科学委员会技术顾问等。他帮助别的单位解决生产技术问题，从来不提经济上的要求。有的人上门求助，就带点土特产当礼品，大部分时间我还得做一餐像样的饭菜招待客人；有时也有个别单位给三两百元车马费。记得一次我和他一起去子陵矿，有人夸他说是“又红又专”的干部，那时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称赞人的了。儿子曾劝父亲要有点经济头脑，作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应该收取合理费用，不应该是完全免费的。他还为父亲申办了一个技术咨询服务部；如果再有人来请老黄解决技术问题，让他先到服务部办理相关协议方面的手续。然而这个服务部是白白地设立了，因为老黄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别人一来，车一到家，他就前去帮助解决问题。在他看来，有人来求，是尊重他，看得起他，这就够了，还要什么报酬呢？
大汶口石膏矿建成，建材部召开一个会议，邀请老黄参加。由于乘火车的缘故，他到达会场时晚了一天。此前会上已经基本达成一致意见：放弃这个矿，不投产，因为根据资料分析，投产后成本太高，而售价低，只能赔本：多产多赔，少产少赔，不产不赔，因此只有关门一条路。而这个矿是花费三千多万建成的。老黄翻阅资料后发现问题出在采矿方法上。设计方案用的是沙石充填法，即采矿后的空间用运进去的沙石作为填充物。石膏本身就是价格不高的产品，而沙石的价格也不是很低，还要加上运输及人力，怎能不赔本呢？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矿方法。采矿的方法很多，为什么不采用别的方法例如房柱法呢？第二天开会，老黄第一个发言，他认为大汶口石膏矿不能放弃，解决的办法就是改变采矿方法。在他之后发言的是原设计方案的设计者，他表示完全同意老黄的意见，愿意修改采矿方法。接下来大汶口石膏矿负责人和两个专家教授也发言表示同意老黄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把这两种意见都上报给国家计委，由领导决定。最后计委决定采用老黄提出的修改采矿方法的意见。老黄十分高兴，因为他的意见拯救了一个矿，跟我谈起这事总是眉飞色舞、津津有味。几年后，一次我们上街溜达，看到有个地方卖石膏板，拿起来一看，产地就是大汶口。老黄感到十分欣慰。
河南一个设计院的工程师老张接了一个大理石矿的试验项目，觉得自己缺乏经验，因跟老黄很熟，希望能帮他的忙，出出主意。老黄答应前往。那时他支气管扩张有点发作，痰中带点血丝，他也不在意。为了安全，老张包了一架乘坐几个人的小飞机，由郑州飞到淅川。老黄是一边吃药一边开会。设计院拿出的方案是在悬崖峭壁中进行开采作业。老黄认为那是完全无法进行的，他建议改为地下开采。国内大理石全都是地面开采，从未听说过地下开采。本来张工找他来是为了帮自己的设计方案说话，没想到老黄提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案，但也不好多说什么。会议结束后老黄就回家了。事隔一年之后，一天淅川大理石矿来人找到家里，带来的礼物是两箱猕猴桃罐头和一提油。我照例招待他们吃了一餐饭。他们谈到，设计院花了两万多元试验费全部失败，无法成功，所以请老黄去解决这一难题。他们的大理石是松香黄的，是很好的品种，他们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这一生产难题。老黄欣然答应，饭后就去了淅川。他为这个矿制订了开采方案，一切安排妥当后，他们又用车送他回家。以后遇到具体问题再接他去解决。这样来回往返几趟后，这种开采方法试验成功。这一方法在国内大理石矿开采史上属于首例，省里召开鉴定会，由老黄主持会议，请了相关的专家学者，一致通过了这一方法。参加会议的人中，有人提出单位有规定，参加这种外部活动是有偿的，于是该矿发给参加会议的每人500元，老黄也是500元。后来听说该矿向另一单位转让这一开采技术，价值是20万元。
1985年建材部确定编订石膏。硬石膏名词术语国家标准，并通知应城石膏矿，由老黄负责编订；如果不由老黄负责编订，这个任务就不交给该矿。老黄接过了这个任务，极其认真地进行工作，做到了与国际接轨。审定这一标准的会议是在四川峨眉山召开的，老黄负责对名词术语的制订作介绍以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帮忙处理一些会务。老黄在会上的发言有条不紊，英语对照和解释非常流畅，真是让我有些惊讶。他大学学的英语，已是40年前的事了，平时也很少应用，现在还能运用自如，可见他的聪明才智。由于以前的刻苦努力学习，处理问题时又能将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无论干哪一行，采煤、采石膏、采大理石，无论遇到什么困境和问题，他都能运用自如，妥善解决。也许平时看不出他出众的地方，到了关键时刻就看出他的与众不同，真可谓是大智若愚。只可惜一场“文革”浪费了他的大好年华。
大约是1989年国际建材非金属矿山会议在我国召开，由国家建材总局主持会议，邀请他参加。他提交的论文题目是“中国的石膏工业”，介绍了中国石膏工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石膏工业。他自己译成英文送稿，被收入论文集。这次会议举行国宴招待与会人员，主持人国家建材局局长李宝银敬酒时，第一个敬的就是老黄。他们吃饭时，每桌8个人，4个中国人，4个外国人。因为老黄英语说得流利，那4个外国人一直跟他交谈和询问。有个黑人对他说想拿一双筷子回去作个纪念，不知可不可以。老黄很友好地说完全可以。自退休以来，他仍然积极努力地工作，为行业服务，1987年被应城石膏矿记二等功，被中国建材部矿山昆明年会评为先进个人奖；1988年被湖北省建材总公司评为老有所为积极分子。
大约2000年前后，二分矿穿水，整个矿井都被淹了，所有的设备都被淹没在水中。待到要决定关闭这个矿井时，矿里的头头才让老黄参加会议讨论。老黄获悉情况，坚决反对关闭即废弃这个矿井；他认为只要采取正确措施，这个矿还是有救的，可以排尽积水，治理好水的源头，完全不影响该矿的生产。然而这些头头并未采纳老黄的意见，断然决定关闭该矿，让国家财产蒙受巨大损失。老黄对我说起此事，十分痛心。以后还常常提及，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对于一个视矿山建设为自己生命的老技术人员，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以前一分矿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时老黄还在任上。在他的正确应对之下，由于方法得当，措施得力，一分矿的设备毫发无损，生产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两相对照，老黄更是感叹不已。
（段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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