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解放后，我们都想离开这块差点家破人亡的伤心之地，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武汉工业大学采矿系的沙主任。他们曾经一起开会和工作过，从业务能力上说彼此都很了解，而像老黄这样既懂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来说，如果到学校教书，更可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是很好的。沙主任看了我送去的信，满口答应，说马上向校领导提出。过不几天，武汉工业大学组织部门就派了两个工作人员来石膏矿请求调人，而石膏矿组织部门却不同意，说老黄有重大历史问题不能调动，你们要其他的人都可以，要黄立生不行。而艾某就钻了这个空子，他夫妻两个趁这个机会调到武汉工业大学。到学校后艾某根本不能胜任教学，学校无奈只好安排他们做些打杂的事情。以后这个学校对老黄仍然十分器重，有些科研工作邀请他参加，甚至连第一届研究生毕业答辩也邀请他任评委。艾某看见学校对老黄如此器重，就又跟他套近乎，又是请到家里吃饭，又是到我家来拜年。这样的人，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
此时我们的4个孩子都在农村，大规模招工时期一个都没有招上来。无论哪个单位要招他们，到石膏矿政审都通不过，说他们的父亲有重大历史问题。他们每个人下放的农村，其他一起下放的同学都走光了，只剩下他们自己。石膏矿到大女儿下放的农村招工，农村的领导要求负责招工的人员把她招回矿，被这些人拒绝。这时已经开始初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按照政策，我们的孩子是应该可以招工上来的，但由于石膏矿在政审上卡住了他们，他们下放的农村受到影响也不再推荐他们，就招工无望了。没有办法，我只有去找应城县负责知青招工、招生的人，反映我们的情况，希望他们能够按照政策予以解决。有了招工的信息后，我还要到孩子们下放的农村去找当地的领导，说明情况，请他们帮忙推荐解决。白天要上班，只能利用晚上或周日的时间去找人。那几年的空余时间几乎都花在这上面了。我这个人一生不好求人，为我自己的事情是从不求人的；现在为了孩子也没有办法，他们都是因为我们大人的问题才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况。在求人办事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很好，主持公道，心地善良，按照政策办事， 热情接待，满怀同情，不歧视我们；也有一些人仍然把我们当坏人看待，百般刁难，存心使坏，不仅不给我们办事，甚至当场羞辱我们。其中的艰辛和痛苦，也就不在这里详细叙说了。总之，通过数年的努力，几个孩子招工或招生的问题陆陆陆续续得到解决。 孩子们招上来之前，从未因为受我们的影响而埋怨我们，而我们为他们招工所做的努力，他们都是记在心上，许多年后还在提及，心存感激。“文革”十年浩劫，我们和孩子们都遭了罪，外界的恶势力想要让我们家破人亡，但我们跟孩子们的感情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更加亲密，渡过劫难之后会更加珍惜这份感情。
1973年建材部正式批准石膏矿铁路专用线的计划任务书，石膏矿正式成立了基建处，下设土建、机电、施工、供应、计财几个组，每组设小组长一人，属科级干部，唯独计财组没有小组长，只有负责人一个，仍然是由我这个统计员来负责。尽管如此，我仍然是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总认为这是为党为人民工作，应该不考虑什么名利、地位和金钱，这已经形成了我的固定模式，不会改变了。
老黄1972年被解放后，仍然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他向领导建议，尽量把那些被安排做行政工作的技术人员调回技术部门，他提出一些新课题，让这些技术员去具体试验，都很成功。例如采用低品位的普通石膏代替高品位的纤维石膏做肥料，既降低了农业的生产成本，又为普通石膏找到更多的用途。老黄和另一位同志合著了《石膏》一书，介绍了石膏的开采技术，为中国石膏工业的发展指路引航。在建材部的领导下，由应城石膏矿主办，成立了石膏协会。老黄经常参加会议，帮助兄弟矿解决一些重大难题。例如广东四会石膏矿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即石膏不知去向了，前来求救于他。他到了四会，了解现场情况以后指出了石膏的去向，立即解决了这一重大难题。他告诉我，只要他去四会开会，不仅四会石膏矿对他特别尊重，就是四会县的领导也派车来接他做客。我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墙里开花墙外香。”有两个原在应城石膏矿后来调到四会石膏矿的干部回家时说，那里的工人对什么矿长都不知道，只知道黄工，黄工就是石膏。这反映了他们的真实想法：一个石膏矿，如果没有了石膏，它还有什么用呢？工人们的命运又会怎样呢？在这关键时刻老黄来拯救了这个矿，工人们怎会忘记他呢？为了加速石膏工业的发展，老黄不断地在有关刊物上发表文章，还翻译了一些文章，大约有30多篇。
1975年，铁路专用线开始涵洞建设，应城县建筑公司承包了很大一部分。正巧这时中央发了个文件：如果父母身边无人，应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而不下乡。我们就属于这种情况，于是大女儿被招工上来了，安排在应城县建筑公司。一天建筑公司经常和我们联系工作的芦某对我说：“你姑娘已经安排在我们公司，我们打算把她分配到技术室。”不久建筑公司拿出一号涵洞的施工方案和材料计划等资料开会进行讨论。他们特别在脚手架的木料上提出了几十个立方。每次开会我都是认真作过准备的，一号涵洞的预算以及用料我都算过，按照定额只需几个立方的木材。这件事的核算主要应该由我方施工组提出来，但没人说话。我知道对方是搞欺诈，能够不吭声吗？我能够对国家财产这样不负责任吗？最后我实在忍不住，还是把这个问题说穿了。芦某还是坚持要几十立方的木材，会议不欢而散。紧接着大女儿在建筑公司就被分配去做考勤，而不是原来说的在技术室工作。建筑公司有好几个工地，每天都得到每个工地找工人作记录，实在跑不过来，她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学会了骑车满城跑。事情很清楚，建筑公司的人以为我的孩子在他们单位，可以拿这来拉拢或制约我，没想到我根本不买他们的帐，不会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他们做交易。为了坚持原则，苦了我的大女儿，但我不能不这样做。建筑公司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放弃了原先承包的工程。
这条专用线的大桥护坡工程是由福建一个工程队负责施工。一天副主任石某拿了一份施工组已经通过的工程决算要我复核一下。我复核的结果是，施工方多算了几万元。于是我找到对方的核算员，把我核算的情况告诉他，并对他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武汉市找公证单位核算，谁对就按照谁的算。我的话说得很客观，对方无法拒绝，当时就同意了。后来据说他们先派人去武汉，通过鉴定，我们的计算是正确的。这样他们就不去武汉公证了，对石某说，他们就是要这么多钱，否则就不干了。石某找我说了这一情况。我说：“这是威胁，是蛮不讲理；定额是国家规定的，我们有合同作为依据。对方是行客，我们是坐客，他是在威胁我们，他们一百多号人能够马上往哪儿去？我们就是护坡晚几天。也不会影响大局，你怕什么？”他就没有什么话讲。谁知第二天石某趁我不在办公室，让会计把这笔钱支付了。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十分生气，就找他理论。我说：“这是国家的钱，你不在乎，你一个月拿几个钱？怎么国家的几万块钱就随便给人了呢？”他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反驳我，就拍拍胸口说：“修完铁路我去坐牢。”后来据说那个施工队的财务人员一个笔记本丢了，被基建处的人拣到，里面记载了受贿人员的名字和数额，交到基建处党支部，具体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大会为此公开处理了一个技术员。
那时我是谈政治色变。上面一会儿批这，一会儿批那，一会儿还批什么周公，莫名其妙。我接受教训，承认自己什么都不懂。后来上面又提出反复辟。矿党委副书记陈某还召集原造反派的人员参加会议。我一听说开会，就离开办公室到工地上去了。一次陈某在上班时堵在办公室门口要我参加会议，无法逃脱，只好同他一起去了会场。会议室已经坐满了人，好像都是原造反派的人。大家正在发言，述说挨整的经历。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来。有人关心地轻声对我说：“你讲。”他们都知道我们遭的罪。对他们的关心，我报以微笑，同时摇了摇头。直到会议结束，我一言未发。一次我同基建处主任胡某去武汉联系工作，路过省委大院，看到院内贴满大字报。胡某对此颇感兴趣，从头到尾地看起来。我连一个字也不愿看，就告诉他，我在那边墙角等他，直到他看完才离开。我那时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门修铁路”。
然而就是这样仍然避不开麻烦。一天石某通知我，明天开大会批判原造反派一号头头，支部决定由我上台揭发。我一听就火不打一处来：批判他你们爱怎么批就怎么批，与我无关。我就去找支部书记胡某，问他：批斗这人我揭发什么？我又和他干了什么？胡某支支吾吾，也没有多作解释。第二天大会开始，宣布的发言人名单中仍然有我。主持大会的是矿革委会副主任张某。我直接找到他说，我不可能发言，我和这个头头没有任何往来，你可以调查，我也不怕难堪；你们如果这样对我，到时候可能我们大家都很难堪。最后他就没有要我上台发言。
在这事情发生的前后，省建材局在咸宁市召开会议，石膏矿党委书记徐某、生产科董某和我三人参加会议。每个单位都要在会议上发言，石膏矿的发言稿是董某写的，由徐某念。这个稿子紧跟形势，由于报纸上好像又在批判走资派和反动权威，董某就写上，石膏矿党委提出高门开采，反动技术权威反对。这完全是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就在前不久，老黄提出了高门开采等等方案，党委同意并通过了，怎么就因为报纸上的提法而说假话呢？石膏矿除了老黄，没有任何人被命名为反动技术权威；这个稿子里所指的人，可以说是不言自明。我十分气愤，却又无可奈何。晚上吃完饭后闲聊，谈起四矿准备建设、找谁设计的问题。董某就说：“我们矿里自行设计，由黄工负责。”这就给了我一个教训他的机会。我说：“黄立生是什么东西？反动技术权威。他能搞什么设计？我们基建上坚决不同意。”他俩十分尴尬，无话可说。
（段辉智）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