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三年时间他一直在三分矿井口推矿车，几乎天天被大会小会批斗。在批斗之后还要增加劳动量。不准他回家，我们有三年没有见过面。后来工资扣发，每月只给10元钱生活费，连吃饭都不够。大女儿用腌菜炒了点肉，装在玻璃瓶中送过去，看守的工人不让给他，她只得含着泪又拿了回来。过去还允许给犯人送牢饭，他的待遇连犯人都不如。这三年他被监护劳动，实际上是在坐牢，甚至比坐牢还厉害。我曾经找过叶德亭，他还是革委会副主任。我说：“我们干了些什么你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这样整我们？”他很简单地回答说：“群众运动嘛！”紧接着他还在石膏矿广场召开的大会上正式宣布黄立生是特务分子、反动技术权威。对我的处理是是劳动交代问题。这三年时间除了劳动，还进了两次学习班，每次都是几个月，身体和精神遭受的侮辱和摧残，是人所无法忍受的。写到这里，我不禁泪流满面，无法再写下去。
我被下放到204队拣石膏，就是把井下开采出来的白石膏中混杂的黑石膏碎块和硅块全部拣干净，分别装车运到白石膏场和渣灰场。每个人每天拣石膏的数量是有规定的，有数吨之多。这些白石膏或矿渣重的每块有几十斤，无论大小，都要分开，拣干净，然后搬到几米远的矿车上。那种太大的石膏块我实在是搬不动。好在我还遇到几个好心的工人如陈庚贵、刘胡子、王正生等，他们帮我搬，而以前我并不认识他们。陈庚贵对我说：“你不认得我，我可是认得你。以前我在井下生产，也是很不错的，年年是先进生产者；后来身体不行了，才到204队来。每年的先进工作者会上都看见过你。”可惜的是，我的强制劳动时期还没有结束，一天晚上，他在睡觉时突然去世了。他家在农村，有3个小孩。去世后他妻子来矿料理后事，我本想积极主动地去帮忙，然而她却对我十分冷淡，大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样子，而对一起劳动的原矿长的老婆却非常亲近，因为这时该矿长已被解放了。我能够理解她的做法，她带有三个孩子，有求于这些人，而跟我这种人沾上边恐怕会惹麻烦。于是我也就不再主动跟她打交道了。
不久又开办一个学习班，分成几个小组，我参加的那个小组组长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李某，一副凶神恶煞、冷酷无情的样子。他宣布开会纪律说，开会时间不许随便出入，中间休息10分钟，你们把大小便排干净。这难道是人说的话吗？听了让人恶心。然后一个一个点名叫交代问题。点到我，问我家庭出身，我说小商。他大吼道：“胡说，你是什么小商？”我气得不行，心想我不是小商是什么？他又问：“你参加造反派干了些什么？”我说，我先在资料组整理资料，后来在革委会办公室做秘书工作，“八。八”决议就是我起草的。这小子又吼起来：“哈，你还往自己脸上贴金！”当时我气得眼泪直流。我参加造反派，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我既没有抢枪，也没有搞武斗，而且还反对那些人这样做，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要遭到这样把我不当人的羞辱？我以后再也不讲话了，任由眼泪直流。晚上在我们住房门外，张某正在向一对老工人夫妇训话：“你看你们跟着什么人跑！你们跟着黄立生、段辉智那样的人跑，他们是反对党中央、毛主席的。”他越训越起劲。这张某是个典型的两面派，造反派得势时他赶紧参加造反派，保守派得势时又赶快跑到保守派那一边，由于这一特点，此人在矿里颇有点名气。令我奇怪的是，被他训话的两口子住在二分矿，我住在一分矿，两矿相隔数里，我平日跟他们素无往来，他们跟我们跑了什么？我们又做了什么坏事？过了一会儿，医务室要挪个地方，要我们去帮忙搬家。“文革”一来，我不断遭受精神上的折磨，经常失眠，总在找医生开安眠药。我知道医务室有一大瓶利眠宁。我这冤能往哪里说？受这种栽赃、污蔑、屈辱，不当人的对待，生不如死。我抱起这瓶利眠宁，抓了一大把放在衣服口袋里。搬完药物回到宿舍，我用一张纸写了一句话“毛主席我没有反对你”。然后倒了一大杯水，把药全部服下后就睡着了。当我醒来的时候，看到大女儿坐在床边流泪，自己还有些昏昏沉沉的。旁边的同志劝我要看开一些，为孩子们着想，你这样别人还说你是畏罪自杀，对孩子影响不好，等等。我何罪之有？事后很久才知道，当时儿子来看我，要求把我接出去，他们不但不允许，还把他绑起来了，以后不准他再到学习班来。看到孩子们可怜，只有咬牙活下去。他们口口声声逼我承认是国民党；他们说是就是，校长朱亦愚按照伙食名册抄了你的名字，也算是国民党；这里没有法律可言，他们说的就是法律。我不记得这次学习班办了多长时间。最后终于结束了，我仍然回矿劳动。南下干部丁元相调到204队当队长，对我们比较照顾，有时就安排我们拣小石膏，那是不计量的，只在场子里拣掉在地上的小石膏；有时安排我们到食堂去帮忙，食堂管理员和师傅们对我们也很好，没有刁难过我们。这些群众心中还是有数的，没有把我们当作坏人看待。各个队要把政治学习的情况用大字报的方式公布出去，老丁就叫我去帮助抄写，被一个姓吴的干部看见了向军代表王克新汇报，丁元相就被调出了204队，后来也下放到三矿劳动。
在这期间，我们的四个孩子全部被下放到农村劳动。儿子和二女儿是老三届高、初中毕业生，属于下放知识青年之列。大女儿前面说过，本来已经到安陆化肥厂当工人，石膏矿也不放过她，多次到化肥厂把她要回石膏矿后下放到农村。小女儿1969年初中毕业。我们挨批斗时，学校驻校工作队给她做工作，要她跟父亲划清界限，揭发他的罪行，开大会在会上发言。这时批斗刚开始不久，老黄还能回家。那天她回家就哭起来了，告诉父亲这个情况。老黄说：“你去揭发，我不怪你。”但十几年来她看到父亲都是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工作，有什么揭发的呢？开会那天她被迫上台发言，但对父亲只字未提。工作队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十分恼怒。紧接着，她的班主任李某为了讨好上级，在班上开了长达两周的对一个十四五岁孩子的批斗会，要求班上每一个同学发言。在这种场合小女儿毫不示弱，无论是谁，只要说的是歪曲事实或无中生有，她都一一进行反驳和回击。最后这个批斗会没有任何结果，只好草草收场。到学期结束，要下放一批所谓家庭有问题的子女到农村，她自然在下放之列；这时她还不满16岁，按照政策规定是不属于下放对象的。
1971年夏，又办学习班，名曰落实石膏矿21件大事，也就是造反派在石膏矿犯下的一些主要罪行。我又进了学习班。学习班上有人把老黄比为座山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好像造反派做的坏事全都是他背后指使的。在学习班，天天要我们写交代、检查和检举，这真是难坏了我，我不知道写什么，因为我没有什么可交代、检查和检举的，要编也编不出来。不过这次几个组长老喻、老贺和老高对我还算客气，没有死盯着我。他们问到我什么情况，我知道的就如实回答。我也没有什么好交代的，就坐着磨吧。这段时间以来学习班好像比以前放松了一些，又隐隐约约听说林彪出了什么问题，但在会上没有正式传达，因为我们是坏人。到快结束时，组长老高对我说：“那你不是什么都没有参加？”我想，本来就是这样。通过这次逐个问题落实，应该有个结论吧？我没有说什么，让事实来说话吧！
不久学习班解散了，宣布我们结束劳动，回科室工作，但是独有老黄没有被解放。又过了几个月才叫他回科室，在生产科工作。
老黄这三年是怎样过来的，回家以后他经常和我谈起。首先就是大会批斗。从海报上可以看出，一、二、三矿轮流不断，真可谓三日一大斗，两日一小斗。他说，到后来他也习惯了，弯腰很难受，会场上喊口号时倒可以直直腰。他听到的最恶毒的话，就是军代表在大会上狂喊的“要打倒黄立生，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子子孙孙不得翻身”。该人的花样翻新就是多加了“叫他子子孙孙不得翻身”，比其他人更加恶毒。这个人我只见过一次。在学习班中，一次我到小卖部去买卫生纸，看见卖货的两个女人同一个穿军装的人在一个脚盆里洗脚，互相用脚蹬、踢嬉戏，三个人都快活得哈哈大笑。我不敢打扰了他们的雅兴，只好站着等待，同我一起等的人说，这就是王克新。过了一阵子，他们大概玩够了，才停止了嬉戏，两个女人过来卖东西。王克新其人，是属于那种踩着别人往上爬的，借机当官者流。原党委书记叶德亭是老红军，脾气比较温和，无论哪一派当权，他都是被结合者，唯独王克新来石膏矿后，想自己当矿党委书记，就以照顾的名义让老叶全家搬离石膏矿，逼着老叶退出政治舞台。可笑王克新机关算尽太聪明；1972年他被调回人武部，其野心未能得逞，1976年“四人帮”垮台前，他以为时机又到，急急忙忙给江青写了一封效忠信，不但官没当成，据说还被批斗得很厉害，甚至痛哭流涕。整人者人亦整之，这就叫现世报应。
那些整老黄的人为了打倒黄立生这个“反动技术权威”，不惜牺牲国家财产，破坏建设，破坏井口的自流滑行，恢复人工推车，炸掉了矿仓，仍由搬运工人装车，自来水的系统设施也全部停用，全矿人员还是吃被污染的河水，只有那些两层楼房因住进了工人还未被毁掉，一切都恢复到以前的落后状态。难道这就是“革命”的胜利成果？小组对老黄的批斗就更多了。他们逼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他说不是，那些人问他：“你说不是，敢不敢签字？”他说敢，就签了字。他们栽给他的另一罪名是，在源华煤矿害死了15条人命，源华失火死人是他搞的。他回答：“源华失火我在利华煤矿，怎么会是我搞的呢？不但不是我搞的，源华失火时我还救了60多人的性命。”在批斗会的会议室外面，有从利华煤矿调来石膏矿的工人，他们听到这个罪名后十分不平地说：“源华失火我们利华还救了人，怎么是他害死了人呢？”有人毛笔字写得好，给很多人写了毛主席诗词，老黄也请他给自己写一首，那人就写了一首“咏梅”词。老黄非常珍惜，也没地方可挂，就挂在自己的帐子上。这一下又成了新的罪状，在小组会上批斗他这样做是不怀好意，想翻天，还想在丛中笑。一次，有人把老黄和两个工人一起押出去说是要枪毙他们。老黄说：“枪毙就枪毙吧，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后来又把他拉回来了。有时他们又威胁老黄，要把他下放回老家。老黄回答说：“那也好，徐州8个县都有我的学生，老家的人，乡里乡亲的就更是知根知底。”一次老黄的左脚背被矿车碾过，骨头都被压断了，他跛着脚，忍着疼痛，还是照常推车、挨斗。以后几十年，他的左脚背有些变形，总是比右脚背肿大一些。他的耐受力特别强，就这样生活了三年多时间。无论怎样批斗他，总还是有些群众不把他当坏人。有的职工家属见他吃得很差，主动给他送菜，还抱怨说：“给人家10块钱，吃饭都不够。”一次在二分矿批斗他直到中午，所有的人都去吃饭了，就是不让他走。最后是二女儿同学的母亲下了一大碗面条，还放了几个鸡蛋，给他送去。他们还是明辨是非的。到1972年，据说是由于地委三令五申不准扣发干部工资，矿里不得不把老黄的工资补发了。这又成了一件麻烦事：找他借钱的人络绎不绝，有工人，甚至还有干部。干部吴某向老黄借钱，说是为他哥哥买手表。老黄没有借给他，从此被他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后来这人当上矿党委组织部长，就把老黄由矿级干部改为科级干部。我们去问过吴某，他说老黄就是科级干部。对于这种事我们不愿多争执，也就没有追问下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虽然参加了造反派，确实没有做过危害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但那些人为什么总是把矛头对着我和老黄呢？特别是对着老黄。他哪一派都没有参加，甚至连边都不敢沾，却被当作最坏的坏人不停地批斗，罚以苦役，甚至比坐牢有过之而无不及。而那些确实做了坏事的头面人物却没有被这样对待，甚至他们彼此之间还相安无事。很长时间我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谜。现在想来，石膏矿各派头头，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是有实力的人物，手下都有一帮子人，彼此斗来斗去时不得不有所顾忌。而老黄和我，是知识分子，普通干部，在石膏矿无权无势，从不拉帮结派，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懂人情世故，不会讨好领导，手下也没有一帮兄弟。到了需要有替罪羊的时候，不打我们还去打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挨整是必然的。
（段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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