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批评我的人特别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我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单方面裁军都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他们忽略了我说过的附加条件，这样说起来仿佛我是主张让西方实行单独裁军，而不是让东方也这样做。这里也不完全是这些批评者的错：我涉及的本是一个纯粹理论上的问题，却被看成了实际政治问题。大家都知道，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会单方面裁军的。因此，究竟哪一方会那么明智地这样去做，这纯粹是一个理论伦理学的练习题而已。撇开理论问题不谈，从实际情况看，我的意思是，应该寻求一种方法首先把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缓和下来，然后在不是只让一方得利的情况下，就有关问题举行谈判，从而达成协议。这一谈判要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必须包括同时放弃核武器，并建立一套相互监督的机制。

　　批评我的人指责我的那个问题，只有在所有的谈判都失败了以后，才可能发生。按照他们的说法，仿佛我是想要美国政府宣布在一切问题上让步，而没有要求苏联政府这样做。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无论理想的明智态度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方都不会完全屈从于另一方。尽管如此，由于人们认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还是打算更为清楚地表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为了免除感情因素的干扰，我在谈到东西方两大集团时，采用甲方、乙方的说法，这样我们就不必去确定哪一方是共产主义者，哪一方是反共主义者。我的论证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如果两大集团之间发生战争，人类将遭到毁灭。进一步说，我假定出现这种情况：有一个集团狂热到宁可让人类趋于毁灭也不愿意妥协，那么，那个相对狂热得好一些的集团，如果还能顾及到一点人类的幸福，是否可以做一些让步，而不让战争发生。我这个话是对两方说的。

　　这两大集团里都有一些人，认为人类毁灭事小，让“敌人”获胜事大。我认为有这种观点的人，无论在甲方还是乙方，都只能被称为疯子。那些西方批评我的人以及赫鲁晓夫的拥护者的态度却是，有一方这样主张时他们表示赞同，而另一方这样宣称时却表示反对。我的态度是：让步总比陷入核战争要好，我是同时对两方说的，我并不认为这一态度会对一方有利，而不利于另一方。

　　有人会说，如果一开始就表示受到压力后就会让步，那么谈判是不会成功的。这话是对的。如果我是甲方或乙方的政府，一定不会表这个态。但这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纯粹理论上的问题并不相干，那是在问，如果遇到最危险的情况，怎样做才是明智的。我要再一次申明，我所说的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核战争，这是同样适用于两方，而据我所知，这两方都同样地难以采纳。实际上我已经向两方宣布了自己的观点，它在共产党国家和在美国都得到广泛传播。

　　许多批评我的人自称重视自由，在这一点上却陷入自欺。他们根本不去考虑，无论在共产主义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应该让那些愿意活着而不想死亡的人自由选择自己愿走的路。他们实际上取消了共产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还有一切不结盟国家最基本的自由，也就是取消了其选择活下去的自由。他们认为，一个被毁灭的世界总比共产主义世界好，或者比资本主义世界好；这种观点很难用抽象的逻辑论证来予以反驳，但我想问问这些人，他们有什么权力以“全部处死”的办法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身上？这类似于宗教迫害，而其极端程度远远超出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任何类似情况。

　　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正在跟一个人争吵，而且两人都认为争吵的问题很重要，这时却刮起飓风来了。飓风可能把你们以及附近的一切全都毁灭掉，这时你可能会把争吵给忘掉。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人类察觉到飓风的存在，而把那个争吵的问题给忘掉。我很清楚，许多年来人们就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罪恶有过很多争论，现在要把这看成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重要的问题是很难的。

　　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的话，即使很难，共产党和西方的执政者都必须这样去做。我所主张的一切，就是让这一目标有可能实现。

　　——常识与核战争

　　（黄忠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