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里广播的大喇叭每天都在叫喊，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了革命，要做到五不拍：不怕死，不怕坐牢，不怕打棍子，不怕抓辫子，不怕老婆离婚；逍遥派可耻。这对我造成很大刺激。每天我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是党中央的喉舌，它们说的话我能够不相信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党的话参加群众组织闹革命。但我参加什么组织呢？对照上面的精神，联合总部的行为确实属于保守派；井冈山看来是造反派，但他们头头的水平就是那个样子，又怎样闹革命呢？我没有参加群众组织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觉得这两个组织都不理想；二是，如果参加了群众组织，就不是一个人的事了，而是一个集体，即使你自己没有做错事，别人做错了你也会受到牵连。那么我到底应该怎样做呢？我又不能跟任何人商量这事。老黄是全矿的技术领导，他是不敢沾这个运动的边的。他跟我的个性不同，从不和我讨论这方面的事情，每天是规规矩矩干他的本职工作。那一年我们第一次买了一个收音机，他下班回来就听听收音机，从不出去惹事。
1967年1月的一天，和我同一个办公室的技术员易梅生对我说：“老段，修配厂成立了一个群众组织叫韶山，头头是姚某，主要参加的人都是车间工人。我去参加过两次他们的会，还很民主，每个人都能自由发言。你晚上去看看吧！”我想，姚某是个普通电工，工作表现一般，他父亲是人事科长；修配厂工人的水平比矿工和合同工高，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一般不会乱来，那我就去看看吧。晚上我去了韶山开会的现场，在矿发电厂的楼上。我去时会场上已经到了一些人。一部分是工人，大都是技术过硬、文化水平较高的；还有一部分是财务科、运销科等科室的干部，大都是党团员。这些人应该还是信得过的。会上姚某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说这个组织换了头头，处理事情比较得体，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还说联合总部的夺权是假的。接下来大家纷纷发言，都认为联合总部的夺权是假，它的头头提着一个袋子，到几个科室把印章收缴了往袋子里一放，就叫夺权了。这个所谓的夺权实际上是在保矿领导。我看到这个组织确实还比较民主，大家的意见也比较一致，认为应该揭露联合总部的假夺权行为，但不知应该怎样去做。我这个人一贯爱动脑筋，这时就向大家提了一个建议：我们这里的人都会写，可以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大字报，写完后明天一起贴出去；但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参加运动，对于井冈山一些不符合政策的做法也要提出批评。大家都同意我的想法。这样不到一个小时，就写成了二十多篇大字报。第二天一早贴出，震动了整个石膏矿。联合总部的人气急败坏，写了两张大字报反击，但他们面对事实无法反驳，只说韶山对井冈山的批评是小骂大帮忙。而井冈山的头头则竭力拉拢韶山，说批评得对，虚心接受。
我就这样随波逐流地参加了群众组织，也算是响应了党的号召，投身到运动之中。不久干部参加劳动，在三分矿推矿车。矿长万忠堂过来同我一起推一辆矿车。他对我说：“党对你们不薄，你们要对得起党。”我听出了他话中的含义，实际上他想说他对我们不薄。正是因为党对我们不薄，我才听党的话参加群众组织。从私人关系来说，他是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共产党员，早在建昌煤矿时他就是接管那里的监委。我一向都很尊重他，一般来说他对我们也很关心，我和他没有任何私人意见。所以我对他说了两句话：“正因为党对我们不薄，我才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也劝你看一看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当时群众组织内部错综复杂，韶山里边也有和万忠堂关系密切的人，所以我参加韶山的一举一动万忠堂马上就知道了，联合总部的人也马上知道了。一天老黄下矿井，一个联合总部的人对他说：“有的领导干部的爱人跳得很高啊，小心给他戴高帽子！（就是戴高帽子游行挨批斗的意思。）”老黄回来告诉我，我也没在意。我想，我参加韶山与他无关，再说中央军委八条有规定，工程技术人员属于保护之列；既然听党的话闹革命，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果然没过几天，联合总部的一大群人把老黄和另一个中层干部拉到灯光球场上戴上高帽子批斗，还准备游行。在这紧急时刻，造反派的工人和农民冲上来，把他们两人救下来，把他们头上的高帽子取下来撕碎了，有的拿着扁担、锄头要打联合总部的人，吓得这群人跑了。
3月的一天上午，我到车间上班，大门口围着一群人看大字报，原来是韶山的头头姚某写的退出韶山的声明。我十分惊讶。正好他也在那里。我就问他：“韶山做错了什么，你要退出韶山？谁都可以退，只有你不能退，因为你是韶山的头头；不但不能退，你还要对韶山的每一个人负责。”我问得他哑口无言，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尽管旁边有联合总部的人为他帮腔，我也不在乎，说关你们什么事？我来到办公室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武汉钢工总这个造反派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姚某的哥哥在武汉工作，得到这个消息，赶来应城石膏矿给他报信，他就连夜到矿领导家里去赔礼道歉，接着就写了这张退出韶山的大字报。我觉得这种人太无耻了，即使钢工总是反革命组织，也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做什么反革命的事情。而且上面表态，一会儿是革命组织，一会儿又是反革命组织，让我们这些群众摸不着头脑；这种情况让我无所适从，开始对这场政治运动失去信心。从此以后我就打算不跟任何组织来往。但是韶山的几个人以“战地黄花”的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而联合总部的人认为写大字报的人是我，对我更加恨之入骨，就写了大字报对我进行恶毒攻击，还画了有侮辱性质的漫画。
一天上班的时候，二女儿来找我说，有人向她要钥匙，要抄我们的家。我赶紧跑回家，看见联合总部的一个姓陈的头头带着一群人站在我家门口。我对他们喊道：“房门钥匙就在我这里，但我不会给你们。你们凭什么抄我的家 ？有本事你们去抄走资派的家。”那些人都没有做声。我说完就走了。到下班时我回家一看，门锁被砸坏了，家里被翻得一塌糊涂，甚至连厨房的腌菜坛子都被翻了个遍。我气得要命，就到派出所报案，说我家进了暴徒，要他到现场作记录。派出所所长到我家一一作了笔录。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哪一边都不愿得罪的。第二天联合总部一方写出大字报，说老黄是特务，戴的手表就是发报机；还有带着耳机发报的照片；等等。我写了大字报一一进行反驳。老黄的手表就是在石膏矿商店买的，是一块苏联表，小基洛夫牌。那张照片是老黄姐姐的，她二十多岁时就去世了；在病重时包了头巾照了张相，留给她的儿子作纪念，老黄手上也有一张。哪里有什么特务戴耳机的照片？联合总部的行动是违法中央军委八条规定的，随便抄工程技术人员的家是违法行为。我还公布了有派出所所长签字的现场情况记录：房间里翻箱倒柜，衣物、被褥、书籍满地皆是，厨房腌菜坛子里的菜倒得一片狼藉。他们大概自知理亏，没有答辩。
过了不久，大约是5月，有人告诉我们，第二天联合总部的人要组织原来的拖工来批斗老黄，还要打他。这些人对拖工们说，拖工是老黄搞的。实际上拖工是长期以来落后生产方式的产物，而老黄来石膏矿后，通过多次努力，从技术角度改变了这种落后状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联合总部的人颠倒黑白、胡说八道，挑动那些不懂事的年轻人来动武。我看到在这里是有理也说不清，就劝老黄到北京去告状，把问题弄清楚。当时我手上只有20块钱，给了他。他第二天一大早就去了武汉。我怕他的钱不够，又凑了些钱，叫儿子送过去。儿子没有找到爸爸，就自己去北京为父亲告状。这时联合总部又贴出大字报，说老黄解放前享尽了荣华富贵，现在又畏罪潜逃，等等。针对他们的大字报，我写了一个告全矿职工书，说了老黄读书时的情况，连吃豆腐都算是打牙祭，完全是公费读书，何谈什么荣华富贵，以及他来矿后努力工作，取消拖工，改用滑车等；联合总部的大字报完全是颠倒黑白，一派谎言。我把这篇文字刻在蜡纸上，印了几百份，分发到各个分矿。紧接着联合总部的人又写出大字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说我是狐狸精，勾搭老黄的二哥，还勾搭校长朱亦愚。我断定这张大字报是组织部彭某写的，联合总部中只有他一个人是组织部的，而只有组织部的人才知道朱亦愚的名字。于是我写了大字报予以反击。我说，这张大字报是你彭某写的，你是组织部的，说话应该有根据；我和老黄的二哥从不相识，和校长朱亦愚连一句话也没有讲过，请问如何勾搭？如果你有依据，请公布相关证明材料，否则你就是造谣污蔑。这个彭某没有作任何回答，事实证明他是造谣。不久儿子从北京回来了。他带回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信访联合接待站对他上访的答复，大意是黄立生是工程技术人员，对他进行批斗和抄家是不对的；如果情况属实，应予以纠正。我立即把它抄成大字报贴了出来。老黄还没有回来。他从武汉到南京，在他表妹家住了一段时间后才到北京。他也去信访接待站告了状，还去部里见了一些同志。联合总部的人写信到部里，说老黄到北京后请他们把他遣送回石膏矿，部里没有理睬。
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湖北地区的造反派开始掌握权力。然而造反派内部又分裂成两派，即所谓钢派和新派。应城石膏矿的造反派头头也分裂为两派，各自跟县、地区的不同派别挂上钩，他们本来就水平低下，现在更是一门心思地争权夺利，不计其它，其表现太让人失望了。我的看法是，造反派当权后应该更好地抓生产，弄出一些新气象来，不应该搞什么派系斗争。然而没有人肯听我的话。当时我被分到资料组工作，我不愿意继续干下去，要求回到修配厂工作，但一些同志都劝我留下来。我已经很讨厌政治斗争，但在无形中又被卷入其中，真有说不出的困惑、痛苦和无奈。这时老黄仍然继续搞他的生产技术工作，没有参与运动。
1968年初，应城石膏矿革命委员会成立，原党委书记叶德亭任主任，两个造反派头头任副主任。我搞外调回矿后，就让我到革委会办公室任秘书，当秘书的还有一个人。实际掌权的是两个副主任和几个常委。其实这个办公室并没有多少工作，平时就是主任叶德亭和我们两个秘书守着，开常委会时其他人才来。一次，一个姓廖的家属来办公室找革委会主任，正好副主任鲁某在，她就说家属中分香烟，有人扣了一部分没有发给群众。这位鲁副主任听后勃然大怒说：“你还想翻天！”这个家属就跟他吵起来了：“我怎么翻天？”鲁某就用手推她，她就大喊：“你打人！”两人在后面房里闹起来了。我在前面房里听得很清楚，立即进屋推开鲁某，把这个家属拉出来，对她说：“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再来给他提意见，你先回去吧。”她听了我的话才走了。回头来我对鲁某说：“你这样对她是不对的。你现在是领导了。你不是因为原来的领导有问题、搞特权才造反的吗？”鲁某大概自觉理亏，也没有说话。原矿长万忠堂的小儿子从部队转业回来，到革委会要求分配工作。他找到副主任张某，张某叫他找我安排。小万找到我后，先表态说：“要不要我先写个东西揭发我父亲？”我说：“那倒不必，你父亲是你父亲的事，跟你不相干。不过你父亲现在是这种情况，你自己考虑一下，是愿意回矿工作，还是愿意到其它单位工作，都是可以的。如果回矿，我们就给你分配工作；如果去别的单位，我可以给你开介绍信。”后来他考虑不回石膏矿，想到铁路上工作，我就给他向铁路部门写了介绍信，以后他就一直在铁路上工作。
造反派两派之间越闹越厉害，也不知是为什么。以张某为首的一派以一分矿为根据地，而以鲁某为首的另一派以二分矿为根据地，两派互不往来。也不知采取了什么手段，他们在外抢回枪、手榴弹等武器。一次二分矿一个姓李的女干部带了几个人来革委会，找我写介绍信去孝感地区要枪，我没有给她写。造反派几个头头提出来成立“三红”指挥部，抽调一百多人组织武斗队，并确定在5月8日召开成立大会。会前由革委会常委吴某作了动员报告，他说：对坏头头手痒痒打两下也不要紧。当时我听了他这话十分反感。尽管在常委会上我只作记录，应该没有发言权，还是忍不住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批评吴某不应该在动员会上说这样的话。吴某同我争论起来。而主任叶德亭和另一个常委都肯定我说得对，他才无话可说。会上还讨论了另一个问题：盐矿准备修一条铁路专用线直通火车站以便运输，邀请石膏矿同他们联合投资兴建。会议决定派我去部里请示这一问题。盐矿催得很急，要我第二天准备资料，第三天就出发去北京。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在整理材料，到吃晚饭时才回家。吃饭时小女儿说：“妈妈，我在方红家玩，看见她爸爸（工会主席，也属走资派）脸都打肿了，是造反派的人打的。我还看见‘三红’那些人打那些坏头头，一边走一边打。”她接着说：“我都不好意思。”她觉得我们是造反派，造反派做这种事，连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都感到难为情。听到这事后我很气愤，就跑到办公室去，正好吴某坐在那里。我喊道：“好呀！你说手痒痒了打两下不要紧，看见了吗？把那些人打成什么样子了！”他不仅不认错，还跟我吵起来了，说：“打了又怎样？我负责！”简直是蛮不讲理。但我出来说话又有什么用呢？第二天我就去了北京。到了6、7月份，派性不断升级，武斗愈演愈烈。在这期间召开过一次革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委员易梅生提出应该抓好矿里生产，批评“三红”指挥部抢武器、搞武斗的做法是不对的。结果第二天武装人员就到他家里把他打了一顿。
8月初的一天，我抽星期天的时间去安陆化肥厂看在那里上班的大女儿，看到安陆县革委会贴出一份公告，要求各派停止武斗，一律交枪。我看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回矿后立即把这件事告诉叶德亭主任，建议矿革委会也发一个通知，要“三红”指挥部交枪、停止武斗。叶德亭同意我的想法，要我起草一个决议，然后召开常委会讨论。常委会通过了这个决议，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个决议是8月8日发的，以后就叫“八。八”决议。决议发出的第二天，“三红”指挥部派人把叶德亭、常委老谌和老黄三人带到这个指挥部所在地进行批斗，直到下半夜才放他们回家。我问老黄是什么情况，他说那些人不同意革委会的决议，要整整他们，有一个人还拉开手榴弹要和他们同归于尽，幸好旁边一个人过来把手榴弹丢到屋外炸响才没有伤到人。那些人还不断追问是谁起草了这个决议，他们三个都没说。而对方说：“你们不说我们也知道。”我想，完了，该轮到我挨打了，跟这些人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我猜测是常委陈某搞的鬼。他还是“三红”指挥部的负责人，又参加了常委会，虽然在会上没有提反对意见，下来后把有关情况告诉了他的手下，包括是我起草决议这件事。整人甚至打人也是他暗中指使的。而他自己现在却躲到武汉去了。只有把他找回才能解决问题。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搭车去了武汉，在矿驻汉办事处找到他，要他回矿解决这个问题。他理亏，只好和我回矿。回矿第二天，在办公室，两个打字员对我说：“昨天幸好你没来上班，不然肯定会挨顿打；昨天一上班，‘三红’就来了几个人，背着枪到处找你。”我总算是又逃过一劫。我十分困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总是一个厄运接着另一个厄运降临到我头上。此时我不知道，还有更大的厄运在等待着我。
（段辉智）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