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开始我并没有太注意，因为这几年来政治运动不断，党内文件和报刊上也不断宣传“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以前政治运动的延续而已。直到北京揪出“三家村”反党集团，其影响波及石膏矿，矿里也揪出一个“三家村”，我才感受到它的存在非同一般。现在想来十分可笑，矿里揪出的“三家村”，竟是三个女同志，其中两个是矿医院的医生，一个姓范，一个姓卫，还有一个是广播员小易。她们没有一个是搞文字工作的，也从未写作和发表过任何一篇文章。那为什么被打成“三家村”呢？只是因为她们三人比较要好，业余时间经常在一起玩。这说起来实在是太荒谬了。然而当时矿里贴满了关于她们的大字报。大字报是些什么内容呢？有人揭发说范医生躲在太平间向美国发报，是反革命分子。关于广播员小易的大字报主要揭发她跟某副书记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其实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就可以证明揭发的所谓事实完全是捏造的，根本就不存在。我在办矿报时跟她同一个办公室，她经常广播我的稿件。我经常加班到深夜甚至凌晨两三点，她就睡在广播室，从未发现她跟这位副书记有任何越轨行为。而且她跟这位副书记的爱人关系也很好。她为人老实，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都很少跟对方接触。就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女孩子背着“三家村”成员和作风不好的罪名，被下放到机电车间当工人。我曾找她谈过心，问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整她，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从侧面了解了一下，是矿党委成员之间发生矛盾，那位党委副书记的对立面便拿小易作为攻击对方的工具，她成了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尽管知道了真相，我却无力帮助她。以后她跟武汉一所大学的老师结了婚，调往武汉，才算得到解脱。这次挨整的还有一位女同志小熊，她是学采矿的，在基建处任采矿组长。大字报也说她跟某副书记有暧昧关系，还跟一个经常一起下矿井的技术员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其实我在三分矿工作时就是跟她同住一个宿舍，两人很谈得来，知道她已结婚，爱人在湖南工作。她为人很好，工作也搞得不错，我从未发现她跟男人不正常交往的任何情况。我完全不相信这些无中生有的大字报，但也帮不了她什么忙。

　　“文革”开始后，设备科党支部也组织一部分人对一个年轻的机械专业技术员小陈和一个年老的电气专业技术员老匡的宿舍进行了搜查，搜查出了小陈的一个日记本。日记中不过写了一些对于家里兄弟姐妹天各一方的感慨，但支部书记分析说，他是大地主出身，家里还有花园，可见还不是一般的地主；这些感慨都是对党的不满，要在会上严厉批判。批判之后把他下放到车间劳动。他在当技术员期间跟工人们的关系还好，去车间后没受什么罪。他私下对我说，这个支部书记还要他揭发我的问题，要我提防一点。看来他很信任我，知道我不会去打他的小报告。在“文革“中他还对我提出忠告，要我远离两派之争，以免遭受无妄之灾。他是一个好人，然而好人反而挨整，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后来他调离了石膏矿。党支部从老匡家什么都没有搜查出来，但仍然要批判他，因为他也是出身于大地主。批判他最起劲的是另一个电气技术员吕某。吕某从技术上批判他，说老匡设计的从石膏矿到盐矿的高压线完全不对头，于是科里决定由吕某重新设计。后来老匡私下对我说，其实吕某后来的设计完全是抄他的。由此可见，这种所谓的大批判实际上表现出一种同行是冤家的嫉恨心理。在批判中还有人揭发，老匡从来不看毛主席著作，那书放在桌子上都蒙上一层灰了。老匡面对众人的责问时，没有正面回答，反而说：“毛润之？我早就认识。”他说的是实情：早年他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又自动退党。他说这话似乎还带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意味。大家认为他的态度很不老实，威胁要开除他。他却说：“开除我也不要紧；我有八个存折。”他的意思是，他有八个子女，即使被开除了也不愁没饭吃。支部书记认为他态度极坏，让他下去劳动，打扫卫生、挑废料等等。过了一些时，他因病被子女接走，从此再没有见过他。

　　与此同时，石膏矿子弟初级中学也在开展“文化大革命”，学校进驻了工作组。这时学校已经规定，初中毕业生能否上高中取决于其出身，黑六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子女一律不能上高中。大女儿正好这一年初中毕业。她学习很刻苦，成绩比较好，每学期都考在全班前三名。在语文课时，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要求学生忆苦思甜，回忆旧社会给家庭带来的苦难。她回来问我，我就把他爸爸因为受资本家的气而吐血的情况告诉她。她就此写了一篇作文。语文老师认为写得很好，还拿到班上念了一遍。到毕业时，班上有学生反映说，她写的内容是假的，就像《林家铺子》一样，是为资产阶级唱赞歌。这学生小小年纪不会自己想出这些话说，我猜想一定是工作组的人 教的。学校就认定她也属于黑六类子女，没有资格继续升学，让她转到矿家属服务队去拣石膏。这是全矿最重的体力活，而她才十六岁。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也没法去向谁讲道理，心里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幸好这时得到一个消息，安陆县化肥厂来应城招工人，负责人是章瑞珍的爱人。我想，她已经不能上学了，当个工人也是一条生活出路。就去找了章瑞珍和她爱人。他们答应帮忙。后来化肥厂来石膏矿在初中毕业生中招了4个工人，我大女儿也在其中。

　　1966年夏，红卫兵运动开始。应城石膏矿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开始“破四旧”。老百姓心里开始紧张起来，各家各户都在清理“四旧”的东西。我想起家里有老黄母亲留下的一对金耳环，怕是“四旧”的东西，就拿到应城县银行换了几十块钱才放心了。母亲有一件解放前穿的旧旗袍，我就把它剪了一段，改成一件短装。有人说母亲梳的粑粑头也属于“四旧”，我就让母亲干脆剪个短发。我们在家翻箱倒柜地找了一遍，看看还有老黄母亲去世时所设灵堂的照片，也怕是“四旧”，此外还有我们以前的一些信件，也都付之一炬，全烧了。在破“四旧”这股风中，许多人为了赶时髦，纷纷改名，例如叫什么红、什么革命、什么左之类的。老黄这个人一向不喜欢说笑话，一天回来说，有个姓莫的女同志想改名字，问他怎么改好；他说你的名字不好改：本来可以改成红，一加上姓就成了莫红，不行，不行；本来还可以改成革命，一加上姓就成了莫革命，更不行。他说得我们大家都笑起来了。

　　一天早饭后，母亲说她头有点晕。我说你躺在床上歇一下吧。她就上床休息。我准备去上班，临走时回头看了她一下，这一回头才救了她一命：只见她口吐白沫，两手乱抓。当时把我给吓坏了。我一边上前去照护她，一边喊正准备上学的小女儿，快去医院请医生来。医生来后立即给她打了一针，并让我们送她到医院住院。她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因抢救及时，病情逐渐好转，大约半个月就转回家中。那时我身体还不错，在医院抱她起来大小便并不觉得困难。回家以后，我想了一个更为方便的办法，就是在一个小绷子床的中间剪开一个小洞，下面放一个马桶，平时用棉片把这洞盖上，需要大小便时只要拿开棉片，把母亲扶起来坐着就可以了。大小便后仍然把棉片盖好。这样，病人和照料她的人都轻松得多。我悉心照料一个月后，她慢慢可以下床了，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我不可能请太长时间的假在家照护母亲，这时一个关系跟我们很好的职工家属来矿里探亲，我就拜托她来帮忙照护了一个月。然而破“四旧”有一条就是不准请保姆，请保姆也是资产阶级行为。我们要上班，孩子们都在学校，总不能把母亲一人丢在家里不管。我想到重庆老家亲戚多，我大哥家里人口众多，不难找到人来照顾母亲。于是我跟大哥联系，母亲回重庆，她的生活费用完全由我负担，每月20元钱；如果去世，安葬费用也完全由我负担。大哥同意了。开始母亲还不太想回去，后来破“四旧”有一条是人死后只准火葬，不准用棺木安葬，母亲十分害怕火葬，说是烧得痛，她就愿意回去了。就这样母亲离开了我们。以后我只要一想起这事就心里难过，没有给她老人家送终是我终生的遗憾。等到我退休了，不再忙于工作，有空余的时间去照顾她时，却再也不可能为她尽孝了。母亲去世后，我经常梦见她又回来了，变得年轻了，醒来却是一场空欢喜。1985年我去重庆给她扫了一次墓。她被安葬在离二姨妈家后门不远的地方。二姨妈说，去世前她不停地叫着我的名字，而那是1968年12月，我们已经开始挨整。当时倾我所有的钱共三百多元寄给大哥，请他给母亲办丧事。据说还有结余。

　　（段辉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