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各方面的形势都在恶化。58直井、三分矿陆续停建、缩小规模，不久矿报也停办了，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的部分人员下放到基层，我被分配到石膏矿子弟初级中学教二年级的数学，同时兼任矿幼儿园主任。我的态度仍然是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根本不在意分给我什么工作；只要是工作，就一定把它干好。有人说幼儿园主任是保姆头，但也有女同志见了我说：“你去幼儿园当主任，我们的小孩在那里就放心了。”就凭这句话，我也应该把幼儿园办好。一开始是每周三天时间到学校教书，另外三天到幼儿园上班。但学校离矿本部还有好几里路，无法来回跑，而且学生基础很差，晚自习还要给他们补课，这样的安排显然是不适当的。于是我向组织部提出，工作不好兼顾，只能安排一个单位。中学校长的意思是要我留在学校，但组织部最后决定我留在幼儿园。
我接手幼儿园工作前，组织部的人对我说，据小学校长反映，幼儿园现在的负责人谢佩兰经济问题很大，有挪用公款和贪污的嫌疑。到幼儿园上班后，我找老谢了解有关情况，得知幼儿园的费用本有盈余，但已无现金，全是借条，而且所有的借条都是通过那位小学校长签字借出，甚至还有他本人借的。原来这是贼喊捉贼。于是我找到这位校长，要他把所有挪用幼儿园的钱都还回来，否则我将向上级反映这个情况。他只好很快还回所有的钱。其实老谢是个好同志，工作认真负责，孩子们都很喜欢她。不白之冤被洗清后，她心情很舒畅，工作起来更有精神了。我们也成了好姐妹。幼儿园的几位老师、阿姨都不错。为了更好地管理幼儿园，我和她们一起制订了比较规范的工作制度，让任何人都不可能挪用或贪污孩子们的生活费用。这时生活物资的供应已经极其匮乏，为了孩子们能吃得好一点，我只好向职工食堂求助，有时食堂管理员发了善心会少量给一点鸡蛋或肉类，这样可以改善一下孩子们的生活。幼儿园的孩子由原来的几十人增加到一百多人，全托的由原来的三十多人增加到八十多人。为了消除家长的后顾之忧，我还订了一条规定：幼儿园的孩子可以每周回家一次，如果家长有事不能接回家，也可以不接，每逢周日、节假日幼儿园都安排人值班；孩子有病可以接回家，如果家长有困难也可以不接，幼儿园专门有一间房作为隔离室，患病的孩子有专人照料和送到医院看病，等等。
为了降低孩子们的伙食费用的开支，我们也和家属们一样去发电厂筛煤灰，每次我都是主动拉板车当主力，那些阿姨们也很用力。听说应城宋河的柴火要比拿到矿里来卖的便宜，我就联系了行政科的汽车，到宋河给幼儿园买些柴火。到了宋河已是中午，石膏矿驻宋河办事处只有一个姓李的，他招呼我吃午饭。我端起饭碗来吃了一口，却是粗糠。而这人却说：“我平时就是吃的这个。”我吃在口里，实在咽不下去，但吐出来好像又难为情，就把碗端到屋外倒掉了。我不明白这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回到矿里后向行政科比较熟的人打听了一下，这才知道，是有人反映这个姓李的在宋河利用工作之便为自己搞粮食，他不服气，所以矿里去了人，他就故意让你吃糠，以此表达不满。我正好碰到点子上，算自己倒霉。后来又听说离矿几十里路的一个镇子南瓜比较便宜，我和老谢利用星期天去买了南瓜，但天时已晚，不能搭车回来，就找了个小旅店住下了。这是夏季，天气特别热，房里闷热得实在无法入睡，就把床上的席子拿到屋外去睡，而蚊子很多，不停地叮咬人，就这样折腾了一夜。第二天我们一人背了一大口袋南瓜搭车回矿。到过年的时候，还有两个小孩没有家人来接。大过年的也不好安排谁去值班，我就把这两个孩子带回家里过年。家里多了两个孩子更是热闹，我们的孩子逗着他们玩。
1959年四级干部会议上，张体学说的是反左倾。过了不久又开始反右倾。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万言书，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集团的头头。对于1959年开始的全国性大饥馑，上面给我们说的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后来又说苏联撕毁合同、撤出专家也是重要原因；而且说困难是暂时的，很快就可以渡过。我们也相信了报纸、期刊上的这些说法。实际上这一大饥荒持续了三年之久。我们家里困难确实很大。全家有十口人，我们两个，四个孩子，母亲和二嫂，还有我二哥的两个女儿。这两个孩子是因为母亲去世、父亲远在西藏而寄养在我们家。首先是粮食大大地不够吃，我和老黄每人每月23。5斤，家属的定量标准更少一些，而几个孩子按照年龄分档次逐渐减少，最小的老四每月只有12斤粮食。如果供应的都是正经粮食，即使供应量少，也可勉强度日。实际上，这些供应大部分是玉米粉、高粱粉、豆饼粉等杂粮或原用作饲料的东西，而且其中掺杂有无法吞食的粗壳，还有一些是已经霉变的，也无法食用，其数量大打折扣，其质量更是低劣。粮食肯定是不够吃的，更谈不上什么营养。食油的供应也是极少而且质量低劣。每人每月供应二两油，是棉籽榨的油，黑乎乎的，杂质很多，一点也不清亮，还有一股怪味。即使这样的油，我和老黄却没有供应，因为我们的粮食指标在食堂，如果不在食堂吃饭，食堂只退给我们粮票，油票是不退的。也就是说，我们十口之家每月只有16两油，平均每天半两油，相当于一个人在正常时期的每日用量。这让家里的两位老太太怎样做菜呢？我也没法过问。我们的住房旁边有一片蓖麻，母亲把蓖麻果采集下来，不知用什么方法榨出油来，用来炒菜。我知道蓖麻是一种泻药，好在她在炒菜时还舍不得多放，大家吃了也没有拉肚子，我也就由她去了。母亲又去买了一头小猪来喂，以为会像以前那样养大。谁知喂了几天，越喂越瘦，因为没有东西给它吃。母亲买回来的糠完全是谷壳加工磨细而成，一点粮食的成分也没有，猪根本就不吃。为了喂猪，母亲跟老黄还产生了冲突。老黄曾去几里外的集镇买了一点麦麸子回来，我记得大约是三块多钱一斤，十斤麦麸子就花去我半个月的工资。这是给人吃的，用麦麸子做成团，蒸熟后每人一个，充当粮食。母亲不让人吃，要拿来喂猪。老黄很生气，质问说：“难道我们人还不如猪吗？”其实两人都没错。那麦麸子平时本来就是拿来喂猪的，但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喂不起；就是拿来给人吃，也是贵得吓人，我们这点工资也不敢多买。这猪是喂不成了，但请屠夫来杀又不值得；自己杀又不会，想把它吊死，它嗷嗷直叫却不死。最后还是请屠夫来杀了，真是皮包骨，几乎没有什么肉。
饥饿袭击着我们每个普通人，每个人都在想办法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矿里各科室组织大家去三矿附近毛家山开荒，但几乎没有收获，后来也就放弃了。老黄是矿里技术和生产负责人，工作上不能有半点马虎，我在幼儿园工作，那么多孩子我们得好好照料、不负重托，两人都抽不出多少时间去开荒自救。后来集体开垦的那些荒地都不要了，任由个人去继续开垦。我们宿舍旁的一小片堰塘几乎干了，可以改为稻田。利用一个星期天我们借了一头牛耕田，但这牛不听使唤，我们无法让它拉犁前行。最后是我二哥的大女儿告诉了正确方法，她来自农村，知道怎样做。不过她也被这水牛在后背上顶了一下。好不容易才把这块地耕好，然后再插上秧。然而后来这块地竟然是颗粒无收，至于是什么原因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后来我们又在毛家山荒地上种了一小块地的麦子。在那里看守的老陈指点我们，山下有块地没有人种，我们可以种上红薯秧。于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全家除了母亲和最小的女儿，全体出动去插种红薯。这红薯藤得一根一根地插，插上后还得到较远得地方去提水。一家人忙得筋疲力尽，做完已经到了半夜。我们先到三矿食堂大厅休息。这里离家还有好几里地。老黄还要回家，我已经走不动了，宁可躺在食堂的板凳上喂蚊子。我们各取所需，他带着愿意回家的人先走了，我带着不愿回家的人在食堂休息到天亮才回家。然而就这样辛苦种出的红薯仍然是一无所获，其原因是被别人偷了，而我们却不可能守在那里照看。
大约是1960年的“五一”后不久，我下班回到家中，儿子和大女儿拿出一个罐头瓶说：“妈妈，这是给你的。”里面装的是喷喷香的炒粉。原来这是他们许多天来在农田去摘成熟了的野豌豆，炒熟后再磨成粉，把壳子筛出来，还加了点白糖，是“五一”供应的很少一点。两个小的女儿想吃，他们没有给，只是把那些筛出来的壳子给她们吃了。接过这个瓶子，我不禁泪如雨下。许多年来，回忆起这件事，总好象看见两个瘦弱的孩子，自己吃不饱饭，却弯着腰，冒着炎炎的烈日，去寻找那一小粒、一小粒野豌豆的情景。
为了改善生活，母亲买了一对小白兔来喂。兔子就在我们的屋里打洞出入，因为我们的住房地面上没有任何加工，完全是泥土。不久母兔生下一窝小兔，采草喂小兔的任务就落到大女儿身上，那时儿子已上初中不在家。一次她在田埂上给兔子扯草，旁边有几个矿里的孩子在麦田里糟践麦子。这时来了几个农民，这些孩子见到他们就赶紧跑了。大女儿没有跑，她想，我又没有糟践麦子，我只在田埂上扯点野草。谁知道这些农民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她抓了起来。她一边走一边叫哥哥，希望哥哥来救她，因为平时都是跟她哥哥一起外出做事。下班后我得知这一情况，赶紧跑去把她要了回来。小兔子慢慢长大，有时也跑出洞外来。然而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这些小兔子全都被家里喂的那只猫吃了。我们十分气愤和惋惜，老黄更是气急了，拿起一根棍子就向猫打去，把它打昏了，但没有死。这只猫也是母亲养的，有好几年了。以后它见了老黄就“喵喵”地叫。
我们种的几片荒地，只有毛家山的那一片麦子长出来了。麦地需要施肥，我买了两个粪桶，放到后面的小房里当厕所，全家人的大小便都装在里面，叫儿子每个星期挑着送到麦地去，每个粪桶都有大半桶，这一担的重量不轻。那时他大约十二三岁，因为营养不良，个子很小，是全班最矮小的男生。他很听话，一直挑到麦子快成熟。麦子成熟后，他带着二妹去收割。麦穗连同麦杆大约有一百几十斤，一担挑不动，就捆了两大担，他不可能同时挑两担走，于是就对妹妹说，要她在这里看着一担麦子，他先挑一担回去再来。妹妹害怕，不肯一个人留在这里，哭了起来。他没有办法，想了一会儿说：“这么办，你先站在这里看着这副担子，我挑着另一副担子往前走到你看得见我的地方；然后我往回走，你往前走到另一副担子旁，我接着挑那副担子又往前走到你看得见的地方。这样来回反复，你总是看得到我，就不会害怕了。”她同意了。就这样，他来回挑了两担麦子走了几里路。矿里一辆汽车从后面开过，车上的人认出他来，才把他带回矿里。他挑回来的几捆麦子，晒干后打出的麦粒大约有二十多斤，也算是不小的收获。
那时除了每月供应的那点量少质劣的粮食以外，能够充饥的就是胡罗卜。买一百斤胡罗卜要二十多块钱，我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两三百斤胡罗卜。我们经常是上班时还拿着一根胡罗卜一边走一边吃：明明是刚吃过饭，却仍然感到饿。记得有一次过节，四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妈妈，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能吃一餐饱饭。”这本是人的最低要求，我满口答应，对二嫂说：“明天多煮一点米，让孩子们吃饱。”第二天每个人碗里都加了不少粮食。他们吃完后我问：“今天吃饱了吗？“三个大一点的孩子都不吭声，小女儿说：”没有哪个吃饱了！“我说：”我看你都吃得打嗝了。“她回答：”人家根本不是打的饱嗝，是打的饿嗝。“这话是真的：肚子里没有油水，无论吃多少都会感到饿；没有经历过这种饥饿折磨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的。这句话我一直记了几十年。
到了1961年，农村的情况开始有了好转，就有农民到矿里来卖粮食、食油和肉类等，但这些东西国家是不允许买卖的；这样的买卖被称为黑市。幼儿园的杨阿姨是本地人，跟那些农民有来往。她对我说：“你们光吃胡罗卜还是不行，不如买些粮食、油和肉吃；我可以帮你们买。“我觉得这是违法的事情，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就谢绝了她的好意。这时农民也来矿里收买衣服，这是不违法的。但我也没有什么衣服好卖，唯一值钱的，只有在徐州时我们每人做的一件呢子大衣。他的衣服我不好动得，我就把自己的一件呢子大衣卖了40块钱。还借给老谢20块钱，剩下的20元又去买了胡罗卜。
实际上这种饥饿状态的完全结束，还不止3年。直到1962年底，春节快到了，我们家领到了10斤面粉、十斤油，还有白糖。据说这是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这是多少年没有见过的稀奇事了。一家人自然很高兴。这该是我大显手艺的时候了。我用油、鸡蛋跟糖和面，擀成薄片，用不同直径的盖子压成一个个圆圈，再放到油锅里炸成一个个环形的点心，又香、又甜、又酥口。几年来连饭都吃不饱的人突然吃到这样的美食，当然都欣喜异常。我由着他们吃个饱。这样吃了以后，第二天他们都不喊饿了。从这以后，我们才算真正脱离了那种天天盼着早日脱离的饥饿状态。
（段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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