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它将产生舆论的力量给忽略掉了。舆论固然是军事力量中的重要成分，军事力量也可以产生舆论。现在欧洲各国的宗教几乎都是16世纪末它们用武力迫害异教徒和控制舆论的结果。人们通常认为舆论是心理上的因素造成的，但这只是直接的原因，其背后还有一种为信仰服务的力量。
一种信仰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被它所控制的力量的，这时要扩大舆论范围就只有靠说服。这样，我们就看到一种类似于玩跷跷板的情况：第一阶段是完全靠说服来让很少的人产生信仰；第二阶段是使用武力来保证让其他人接受正面的宣传；第三阶段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真正产生信仰，这时武力又成为多余的东西。有些舆论群体从未超出第一阶段；有些到达第二阶段就不再前进；还有一些能一直到达第三阶段而获得成功。公谊会始终没有超出第一阶段。在克伦威尔时代，其他一些不服从国教者一度掌握国家政权，但其所作的宣传未能成功。通过三个世纪的说服工作，天主教会在君士坦丁时代掌握了权力，并用武力建立起一套宣传制度，使得几乎所有的异教徒都改变了信仰，并且在野蛮人入侵后能够让基督教继续存在下去。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即使还没有到达第三阶段，也已经到了第二阶段，而在别的地方，它仍然处在第一阶段。
当然，我们也有不通过武力而对舆论产生重要影响的例子，其中最为显著的是科学的勃兴。现在科学在文明国家是受到政府鼓励的，而当初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伽利略被迫放弃自己的见解；牛顿被任命为造币厂的头头，以此来让他免开尊口；而拉瓦锡则被送上了断头台，其理由是“共和国不需要学者”。但是，这几个人，以及还有一些跟他们一样的人，都是现代世界的奠基人；他们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要比所有其他的历史名人，包括救世主和亚里士多德，都大得多。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毕达哥拉斯，但这人是否存在仍然有疑问。
现在人们往往将理智视为在人际关系中起作用的力量，而科学的勃兴表明，它的作用不仅仅在此。科学家向那些具有较强理解力的人证明，一些理性观念在军事力量的强大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方面能起很大作用，从而激起人们的向往，将中世纪的传统力量、教会收入以及跟天主教神学相联系的情感都抛弃了。人们不再相信约书亚能让太阳停止转动，因为哥白尼的天文学在航海中是很有用处的；人们也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因为伽利略的落体运动理论能准确地计算出炮弹发射时的轨迹；人们还抛弃了洪水的神话，因为地质学对于采矿业是很有用处的；等等。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承认科学在战争及平时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科学，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富足强大的。
科学完全是通过事实来影响舆论的。如果说科学在理论方面还有可以质疑的地方，那么它在技术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科学曾让白种人掌握了世界的霸权，而现在这一霸权开始失去，因为日本人也掌握了同样的技术。
由上述举例中，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关于理智权力的知识。科学表明，理智是可以战胜偏见的，因为理智可以提供实现某些实际目的的手段，而且它所提供的证据很有说服力。那些认为理智在人际关系中没有力量的人忽视了这些东西。如果你以理智的名义，要一个人改变其基本目的，例如要他放弃自己的权利转而追求公众的幸福，那必定会失败，因为并不能单靠理智来确定人生目的。如果你对深入人心的偏见发起进攻，而你的论据还不清楚，或者很难理解，也许只有科学家才能弄懂，你同样会遭到失败。但是，如果你是对满足人们现在的某些欲望作论证，而且言之有据，让那些肯动脑筋的人信服，你的做法就有可能获得成功。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你所能满足的是那些拥有权力者或能够获得权力者的欲望。
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理智权力，我们就说这些。下面再谈一谈另一种没有前提的说服工作，也就是宗教创始人对人们的说服。这一过程可以简化为一个推理：如果某个信仰是正确的，我的欲望就可以实现；因此，如果不是有特别的理智控制能力，我就一定会相信它是正确的。例如，据说信教和过贞洁的生活能让我死后进入天堂，相信这一说法能让我获得一种满足；因此，当有人向我展现这一景象时，我就可能相信他。这里相信某个东西的根据跟科学不同，不是事实，而是由相信所产生的一种满足感。尽管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相信某个东西，它仍然不能让人真正信服。
广告的情况与此类似。相信某种药物有效也会给人一种满足，因为它可能给人带来健康；如果一个人经常听到这药有效的说法，就可能相信它。那些虚假的宣传跟真实的宣传一样，也要依靠人们现实的欲望，不过它是通过反复说谎来代替事实而已。
除了传统的情况，信仰都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人们现实的欲望；宣传信仰者提供的证据；反复进行的宣传。没有前两项，就不可能有信仰；如果没有第三项，信仰只能产生在宗教创始人、科学开创者和疯子这样极为特殊的少数人身上。如果要公众产生信仰，也就是产生有着重大社会影响的信仰，就必须让这三个要素同时存在；如果一个要素的分量增加，而另一个减少，那么产生信仰的效果不会改变。如果两种信仰都能满足人们的欲望，其中一种证据不怎么充足，另一种则比较充足，那么前者要让人们接受，就得作更多的宣传。
掌权者是通过反复宣传来对信仰产生影响的。官方的宣传方式有新有旧。教会曾拥有让其它组织称羡不已的宣传技术，但大都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产生的，现在的效果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几个世纪以来国家采取了这样一些宣传方式：在货币上印下国王的头像，定期进行加冕典礼和庆祝活动，举行盛大威武的陆海空三军阅兵式，等等。但这些方式跟更现代的方式如教育、报刊、电影、无线电等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那些极权国家最大限度地采用这些更为现代的方式作宣传，要评价其是否成功，现在还为时尚早。
人们往往容易过高估计官方宣传的力量，特别在没有竞争的时候。如果官方宣传的是将被时间证明为虚假的信息，就会落入像亚里士多德学派反对伽利略那样的尴尬境地。我们假设有两个敌对作战的国家，它们都大力宣传自己必胜，那么总有一方会体验到被事实所驳斥的难受滋味。统治者将所有的对立宣传都予以禁止后，以为可以让人们相信任何东西，于是变得非常自信，任意而为。其实即使是说谎者，也需要通过竞争来保持自己的力量。
跟其它权力一样，控制舆论的权力也趋向于合并和集中，最终导致国家垄断。如果以为国家对于宣传的垄断就一定会让政府受益，那也是一种错觉。掌权者如果完全无视普通百姓的利益，就像路德时代的教皇一样，那他迟早会碰上一位新的路德来向他提出挑战，并败在其手下。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恰恰是因为统治者认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
——权力论：一个新的社会分析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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