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大多数人而言，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尊重他人的自由；由于嫉妒和权力欲，人们通常都喜好干涉他人的生活。如果人们的行为不受任何约束，就无法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强者会欺负弱者，多数会压制少数，崇尚暴力者会迫害爱好和平者。虽说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组织大大强化了人性中最坏的东西，但这些坏冲动产生的原因并不能全都归之于坏的社会制度。对于那些有野心的人来说，强烈的权力欲是其天性，而社会又将权力斗争作为一条规则确立起来。如果一个社会不让任何一个人获得过大的权力，那么人们实行专制统治的欲望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强烈。不过我认为这一欲望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特别是那些精力过人、智能超群的人。应该有一个代表社会的组织对这些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否则他们就可能去建立专制统治，或者趁机作乱，社会就无法获得安宁。除了强烈的政治权力欲，还有强烈的针对个人的权力欲。如果法律不去禁止胁迫和虐待，那么男人对女人、家长对孩子的某些残酷行为就可能十分普遍。只有在一个社会里形成的习惯，才能够减少这些残酷行为，而这些习惯只有通过长期的法治才可能养成。在一些边远荒凉之处、矿区以及类似地方的情况表明，一旦环境有变，人们的情绪和行为就很容易退回到野蛮状态。因此，如果人性没有变化，在一个禁止个人作乱的社会里，人们获得的自由会大大多于一个允许人们任意而为的社会。然而在承认某种形式的政府和法律是必要的同时，还应该记住，政府和法律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恶，它们存在的理由仅仅在于能够阻止更大的恶。因此，我们应该严格控制国家对权力的使用，并且在能够防止个人作乱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削弱国家权力。
在一个大国，少数服从多数这一原则有着严重缺陷：有许多问题只跟一部分人利害相关，或者只有一部分人了解它们，但其他人也要参与意见。如果人们对某一问题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就很容易受到一些不相干的因素影响。例如，我们就不愿意让我们的附属国和下属团体实行自治。因此，如果让全国的人来决定那些只是与少数人有关的事情，那是十分危险的，无论这少数人是按照地域、行业还是其它方式划分出来的。现在要弥补这一严重缺陷，最好的办法就是，国内各个重要群体自行决定事关其自身、对其它群体影响甚小的事情。每个群体自己推选出来的“政府”，要比名义上代表全体民众的议会更为接近自己群体内部成员，更为关心他们的利益。让各个行业成为自治组织，自行决定内部事务，这是由工团主义最先提出，而后由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采纳并发展的办法。如果这种办法可以扩展到其它有着自身利益的群体，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代议民主制的缺陷。
我认为，仅靠一个社会代表机构是无法保障个人自由的，无论它是代表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或者两者都代表。保障自由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组织在一起，坚决维护内部自治的权利，必要时可以采用罢工来抵抗外来的干涉；这样的组织应该拥有强大的力量，以便在必要时可以抵抗政府有组织的力量。要想让这种办法奏效，我们不仅要组织得当，还要尊崇自由，更要不向政府屈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这样，也许有时会造成某种社会秩序混乱，但比起中央集权带来的祸害，这点风险应该不算什么。
现在我来总结一下关于政府权力问题的讨论。无论无政府主义者是怎样说的，国家看来还是一个必要的社会组织。在一个社会里，像和平与战争、征收关税、卫生防疫、禁毒、公平分配等事宜，如果没有一个中央政府，就很难办理。以中国的酒类和鸦片贸易为例：如果酿酒和售酒可以不纳税，甚至像无政府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可以免费饮用，那么不就会酗酒成风吗？而鸦片买卖不受政府控制，曾经让中国濒临毁灭，凡是爱国的中国人都希望禁止鸦片生意。在这种事情上，仅仅提倡自由是没有什么用的，为了社会健康发展，由政府采取某些法律上的限制是完全必要的。
我认为，在肯定国家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必要性的同时，还应该承认，国家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没有必要就不应该动用这一权力。要限制国家权力，就得依靠那些看重和维护自治权利的群体；当国家法律干涉群体内部事务以损害公众利益时，它们就会予以坚决抵制。对国家一味地唱赞歌以及宣传公民必须忠于国家，这都是有违进步和自由精神的。现在国家确实是许多罪恶的根源，同时它也是维持一些好东西的手段。只要社会还存在着暴力和从事破坏的冲动，国家就是必要的。但它仅仅是一种手段，要想让国家利大于弊，就要十分慎重地、尽可能少地使用它的权力。我们不是要忠于国家，而是要忠于社会，包括现在和未来的整个世界。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来自国家的辉煌，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来自幸福的日常生活，来自人人都有感兴趣和可以发挥才智的工作，来自充满爱而消除了嫉妒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来自表现出生活乐趣的科学艺术的自由创造。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只有做到这些才有存在的价值，但仅仅靠国家是无法做到这些的。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应该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有意于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的政治制度，它的终极目的就应该是让个人自由发展。
——自由之路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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