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53年9、10月间，我调往黄石源华煤矿，被分配在计划科搞生产统计。尽管这一调动是我极不情愿的，去了之后，我还是一如既往，竭尽全力搞好工作。我经常下矿井了解实际情况。煤矿不比别的现场，下井出来后就是一身黑煤灰，可以变成黑人牙膏的广告模特儿。不过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当时的想法是，为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我的奋斗目标，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都乐意去做。
老黄的想法也跟我一样。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他平时都在工作，不分昼夜，想方设法搞好安全生产。在他的任上，没有出过任何大小事故，生产是蒸蒸日上。科室党支部还培养他入党，支部大会已经通过了，组织上找他谈话，问他还有什么问题没交代，他自己认为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就把他入党的事情搁置下来了。以后才知道，他在镇江中学读高中一年级时，学生集中军训，一天集合时教官宣布，全体学生加入复兴社。集训后学生各自回校，接着抗日战争爆发，他作为流亡学生向后方逃亡。他从来没把这当一回事，早就忘记了。支部在作外调时，一个姓孔的同学谈及此事，于是他们认为老黄隐瞒了这个情况。老黄这个人比较豁达大度，入党不入党对他没有多少影响。以后他总和我开玩笑说：“你是共产党员，我是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向共产主义奋斗。”
到黄石后，带着三个小孩，家中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人照料，老黄就写信给老家，请家里人帮忙找个保姆。那时农村比较艰苦，他的二嫂愿意来帮忙。二嫂为人谦和，脾气很好。我们商量每月给她15元零花钱。1954年，我又怀了老四，到夏天已经有7、8个月了。天很热，那时不仅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没有。我和他带着老三睡一个床。天太热，无法睡。我就轻轻走下床，向对面的一个小竹床走去，挺着大肚子，还没躺下去，老三发觉我不在她身边就大哭起来，一下子把她爸爸吵醒了。他十分生气，大声喊道：“你干什么？小孩也不招呼好！”当时气得我眼泪直流，本想跟他大吵一架，又怕影响四邻，只得忍气吞声回到床边哄孩子。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我第一句就问他：“你昨天晚上吵什么吵？”他说：“没有哇，我没吵什么呀！”我想他平时从不对我发脾气，可能是睡得迷迷糊糊地发作了。大家都忙着上班，没有时间理论，也就算了。
1954年长江发大水，黄石的一些街道都被水淹了，职工宿舍去矿里的街上已经无法通行，只能从路旁小山的泥泞小路去上班。和我同时怀孕的打字员小罗就请假在家休息，有人背后议论她娇气。我不愿意被人这样议论，每天坚持走小路上班。终于有一天在路上跌了一跤，晚上就生了老四。
这一年源华煤矿科室党支部把我列为入党培养对象。我生了老四后上班不久，组织部的老王找我谈话，问我在市师上学时三青团、国民党有没有什么活动。我就如实回答，将那次国民党选举国大代表的事情说了。当时我既没填表，也没参加选举。他问我这些同学的地址，我只跟刘定芳还有往来，就把她的地址告诉他。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去重庆作了调查，我说的情况完全属实。不久我入了党，1955年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在本职工作外还要搞好团支部的工作。
这时母亲本来跟二哥住在一起，二哥援藏，母亲不能随行，我就把母亲接来同住。她的到来让我更为高兴。母亲来之前，老大七岁上学，每天家里买菜的事情就交给他了，因为早上二嫂忙着做饭，我起床后还得给老四喂奶。我们那位先生工作忙、担子重，身体又有咯血的毛病，属于特保人员，谁也不会想到劳他大驾，就只剩下儿子来干这事。他每天得提前自己买早点吃，然后到菜市场买菜。我们也不作什么规定，随便他买什么、怎么买。当时社会风气尚好，这个菜场是国营的，童叟无欺，我们不用担心他受骗上当。要拿到现在，让一个七岁小孩买菜，恐怕属于天方夜谭了。
从1950年到1952年，又从1954年到1967年，一共10多年的时间，母亲一直和我们共同生活，操持家务，我和老黄则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特别是1961年二嫂离开我们家之后，一切家务都由母亲来承担。尽管当时子女已经长大，在家的孩子多少能帮助做一点家务，但母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身体又很瘦弱。我的肠胃有时发病，往往是在半夜。这时母亲总是赶快起床，把盐炒热给我捂胃，或者给我揪痧，直到我疼痛得到缓解才去睡觉。
母亲来后，家中多了一个人料理家务，生活费用完全交给母亲去安排，也结束了儿子买菜的任务。我更是一心一意投入到工作中去。科室团支部也很活跃，组织团员去农村体验生活，还有春游。煤矿女职工少，男职工多，就跟市人民医院联合举办舞会。整个科室都很和谐，生气勃勃，我融入其中，虽然工作十分忙碌，但我的心情舒畅，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1954年大年三十开始放假，我总算有点空闲，想到过年总要有点喜庆的样子，买了几尺花布给大女儿做件衣裳。吃过晚饭，我坐在竹床上开始缝衣裳。老大、老二坐在我身边玩。平时我一年忙到头，他们难得看到妈妈有空闲时间陪他们，很是高兴。老大说：“来，小妹，我背你。”谁知乐极生悲。他六岁多，老二有五岁，背的时候力不从心，两人都摔倒了。老二大哭起来。老黄听见后以为是大的欺负小的，就要打老大，我赶紧一手推开他，喊道：“他是带她玩。”又把老二抱起来。她说胳臂痛。我们不知该怎么办好，她的胳臂肿起来了，一晚上不停地哼哼。就这样过了一个除夕夜。
第二天大年初一，有同事来拜年，见这情况就介绍我去看一个民间郎中，说这人有祖传治疗跌打损伤的法子，看病不收钱，治好后送点礼物给他就行了。我们把老二背去这个郎中家，他态度很好，先是用姜片蘸上酒擦擦，胳臂的肿有所消退，可以看到中间的关节错位。他用手一按，就把关节复位了。这一按，痛得老二大哭起来，但过一会儿就好了。我们感激不尽。回来后过了两天，她受伤的地方好像又有点肿，我们又把她背去郎中那里。她一见郎中就大喊：“伯伯，我不痛了，我不痛了。”意思是不想让郎中再按她的胳臂，那个疼痛实难忍受。郎中又给她复了一次位，她的胳臂才完全好了。我们买了些礼品给郎中送去，再三致谢。这个春节过得很沉重。
1955年“三八”妇女节，矿里照例要开一个座谈会。在会上，女职工们不停地诉苦，主要是家庭、孩子和工作之间的矛盾。她们之中，孩子少的也有一两个，多的则三、四、五个甚至更多。家中如果没有老人，她们的日子更是苦不堪言。女职工的工资大都不高，一般也请不起保姆。会议主持人宣布党委书记的妻子老张为女工代表，但大家不同意，因为她没有小孩，不能理解带小孩、孩子多的困难。到会的女职工一致推选我当代表，说我孩子多能够体会她们的难处。老张可谓宽宏大量，对此一笑置之。我也只好接受了这一推选。大家要求矿里开办托儿所、幼儿园，希望我能把这事办成，解决带孩子难的大问题。既然已经当了代表，就得不辱使命，努力把事情办好。我先是找了矿里管生活的领导，他以没钱、没空房为由拒绝了我们的要求。接下来我又找市工会女工部和市妇联的负责同志反映情况，获得她们的同情和支持；她们派人到矿里协商，最后决定：由女工部出资5000元为托儿所、幼儿园添置各种用品，矿里出住房和幼教人员。矿里给了托儿所两间平房，还把露天舞台暂时用作幼儿园的活动场所，聘请了一个幼师毕业的人当老师。这个问题总算得到初步解决。20年后我因公出差到黄石，抽休息的时间去源华煤矿访旧，碰上现任的幼儿园主任小王，当时她是广播员。她带我参观了幼儿园，它的规模发展大了，也比较正规。小王说：“这还是在你手上办起来的。”听了这话、看到这景象，我感到特别欣慰。
这两年，老黄先是担任主任工程师，后来由于他有时复发支气管扩张咯血，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同时也是工作需要，就调他任工会主席。在任期间他工作同样十分努力，受到市工会的好评。
这期间老黄的四哥到我们这里来住过一段时间，以后回家去了。他原来向在西安的表妹借了一笔钱，表妹说由我们来还，老黄也给他寄还了。后来四哥的大儿子季雅初中毕业后带着户口本到我们家。老黄向领导讲明情况。领导同意将他的户口上到我们家中。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正好地质部门的勘探队来招收工人，他被录取，参加了工作。
1956年10月，省工业厅调他去应城石膏矿工作。厅长任子衡是原来源华煤矿的经理，对老黄很了解。他对老黄说，应城石膏矿十分落后，现在还使用拖工（即童工），希望他去后能够改变矿里的面貌，厅里对他寄予很大希望。省工业厅本来准备安排他当生产经理，后来因为孝感地区方面认为他不是党员、不适合而改为主任工程师。下的任命通知是负责全矿技术工作，工资定为148元。任厅长亲自把他送到应城石膏矿。
由于我工作努力，1956年被评为矿先进工作者，不久又被先后评为市统计局的先进工作者和省统计先进工作者。入党后支部对我的评价也很好，到年底就转为正式党员。这一年我的工资也升了一级，为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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