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两人之间的友谊继续受到尼赞怪毛病的冲击。尼赞还是常常一连许多天不与萨特说话，没有任何缘故。有时尼赞突然几天不在学校，回来时喝得醉醺醺的，还带着几个完全陌生的人。
同学们问萨特：“尼赞是怎么回事？”萨特只有苦笑。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尼赞什么都不对他讲。
终于有一天，尼赞突然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谁也没告诉，跑到亚丁当了家庭教师。同学们对尼赞的行动大惑不解，无法猜测他这样做的动机，最后归结为：“可能尼赞很喜欢旅行！”
一天，夜半时分，萨特坐在宿舍，为“图卢兹”最近同他的争吵而生气。门开了，尼赞走了进来。他的气色看来不大好，还有些气喘吁吁。
“你看来不大开心？”尼赞盯着萨特说。
“你好象也一样！”萨特回敬了一句。
他俩相视着，终于都大笑起来。尽管很晚了，他们还是去了酒吧，让自己喝的酩酊大醉，把彼此的一切烦恼都抛到脑后。
他们和好如初。但萨特逐渐发现，他同尼赞的差异比自己想象的要大得多。
萨特视文学和写作为生命，他以为尼赞也是这样的，这是他们友谊的基础。实际上尼赞不是这样。他虽然比萨特写得好，运用词语轻松自如，却不把写作当多大回事。
一天，他突然向萨特宣布：“我不再搞写作，这让我讨厌，我要改学摄影。”他开始请一个搞摄影的同学为他讲课。这让萨特非常震惊。他不相信尼赞会放弃自己视为生命的东西。他喃喃自语道：“尼赞是太疲劳了才会说出这种昏话！他会醒过来的！”
另一个让萨特无法理解的是尼赞的政治态度。尼赞不仅热衷于政治而且态度多变。他在文科预备班时就参加了共产党，后来突然变成了君主主义的拥护者。到巴黎高师后不久，他态度又变，再次加入共产党。这种忽左忽右的大转变让萨特目瞪口呆。而萨特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一心只想着写作。
尼赞的宗教信仰也是可以随时变化的。一次，他对萨特说：“我今天同牧师一起共进午餐，我觉得自己可以皈依新教。”
“你？但你并不相信上帝呀！”萨特非常气愤地问。
尼赞毫不在意地回答道：“我发现他们的道德对人们还是有吸引力的。” 萨特发现，在同女性的交往中，两人态度也完全不同。萨特对于情人的过去从不计较，只要此时她心中只有自己就行了。尼赞不是这样，他要求自己的情人必须是处女。因此他往往拒绝那些有过浪漫史的姑娘们，不论她们对他是多么倾心。
一次，一位姑娘随尼赞来到他的住处，要把自己奉献给他。他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亲爱的女士，我们只能一个一个地进这个房间！”
萨特以为尼赞会跟自己一样，采取独身主义。结果让他大失所望。尼赞从亚丁回来后不久就结婚了，接着就有了孩子。他几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小家庭生活之中。萨特同他的关系很自然地冷淡了下来。
这时萨特还不可能在根本上认清自己，也就不可能认清尼赞。他只是一厢情愿把自己和尼赞看作同一类人。其实尼赞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人。
尼赞受家庭影响，特别是因为父亲的遭遇，始终感受到一种失败和死亡的阴影。所以他热心政治、厌恶巴黎高师的沉闷气氛、不以虚无缥缈的文学艺术宗教为意、拒绝类似死亡的罗曼蒂克生活而渴望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家。
而萨特刚好相反，完全是悬浮在精神世界里遨游而不食人间烟火。多年后，萨特回忆起这段往事，感慨地说：“这真是一场误会啊！”
他们的关系冷淡了下来，但没有中断。他们还是好朋友，只是会面的时间较少；见了面也不再谈正二八经的东西。毕竟尼赞是他唯一有着长期深厚友谊的男性朋友。萨特这个人，是很恋旧的。他们的友谊实际上一直维持到尼赞在“二战”中阵亡。
萨特同尼赞的关系冷淡之后，吉尔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吉尔这人不关心形而上学的东西，不拘泥于任何确定的思想，同他交往让萨特感到很轻松，很自在。他们可以就某一个趣味性的小事情讨论几个小时。
在同吉尔的交往中也有让萨特感到不轻松的地方。吉尔为人感情细腻、对朋友体贴入微。这反而让萨特不自在。他不习惯在男人之间有一种温柔得如同女性对待他的那种感情。每当感受到对方的这种温柔时，他就觉得自己好象是一个有着猥亵要求的同性恋者。
更让萨特窘迫的是，吉尔有时当着他的面脱得光光的，这是在洗澡、换衣服的时候。吉尔自己觉得没有什么，而萨特却困窘得连眼光都没处放，不知道该转移到哪里。
当一个男性的裸体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感受到强烈刺激，觉得自己似乎可能有一种类似同性恋者的冲动，这是他竭力避免的。通常男性们在这种场合不会有他这样强烈的反应，因此萨特分析自己有一种潜在的同性恋倾向，
正因为萨特有这种体会，虽然他不是一个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者能够理解，从不把他们看作反常的人。他后来有不少朋友都是同性恋者。
萨特不仅不喜欢别的男性向他显示身体的隐秘，也不喜欢他们向自己显示内心的秘密。他也不愿意向他们吐露自己内心的东西。男性之间，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过于亲密的关系都是他难于忍受的。
萨特一生之中，真正达到亲密程度的男性朋友，也就只有尼赞一人，这人是从他童年起交往的朋友，那时他还没有什么性意识，这种友谊中没有掺杂性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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