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对面是一个洋火（即火柴)作坊，过了作坊往左是一个私家花园。花园面积很大，树木花草茂密繁盛，却没有看到有人管理。孩子们可以自由出入，常常一窝蜂地涌进来嬉戏玩耍。我二哥来园子玩时总喜欢背上我，让我很小就能踏上这片孩子的乐园。在园子里有时他还摘一种叫寿星柑的果实吃，果实小小的。我尝了一下，果皮闻着有香味，吃起来有甜味，里面的果肉却是酸酸的，并不香甜。
我五岁那年，新学年开始，二哥去学校报到，这次还是背着我去。学校就在那座塔脚下的山坡上。一路上我看到那么多小孩去报名上学，就嚷嚷着也要报名上学。负责报名的老师看我又小又瘦，就说不行。我赖着不走，还哭了起来。最后校长来了，看这情况就说：“算了，算了，就给她报了吧。”就这样我上了小学。从山脚下到学校还有一段路程，经常是二哥背我上去。从小二哥就待我很好，直到老年，我们兄妹的感情都很深厚。
那时父亲和大哥在贵州毕节一带经商。我们老家在离江北县城大约30里的华平桥。据母亲说，我的祖父是一位教书先生，因病很早去世。为丈夫治病花光了家里的田产，祖母不得不带着4个儿女来到溉澜溪，在洋火作坊打工为生。父亲只读过几年私塾，十多岁就在外当学徒，后来当店员，最后自己经营商店，开了家商号，还有几个分店，生意做得比较大。从我记事以来，父亲和大哥回家的次数都很少，难得见到他们，家里只有祖母、母亲、二哥、我和妹妹。祖母长年卧病在床，在我六岁那年病逝了。
母亲一人在家，担负起伺候多病老人、养育3个孩子的重任，还要种一大块菜地，其收获足够一家人享受，不用上街买菜了。从我记事起，她总是背着妹妹去干所有这些家务活，直到妹妹能够自己行走。可惜的是，妹妹三岁那年得了大脑炎差点死去，虽然活了下来却失去听力，智力也受到损伤。母亲还得额外费神去照顾她。到了晚上，稍有空闲，母亲就坐下来糊火柴盒子，挣点手工钱。她也叫上我们一起糊。我和二哥边糊边玩，她也不加以责怪，我们也很自由自在。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家庭妇女，但在我心目中她却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一切。如果说我还有优点的话，那是继承了她的为人；我也有些缺点，那都是我自己造成的，跟她没有关系。她的脚缠得很小，除了大脚趾外四个脚趾全部折断，压在脚底板下。从我记事起她走路都非常慢。小时候跟她一起走路，我很不耐烦，因为她走得太慢。我会自己往前走几步然后站在那里等她，再一起同行。她就是这样忍受着无穷无尽的痛苦走完70年的人生。
母亲是那么朴实、善良和勤劳。那时经常和我们家交往的大都是社会上一些底层人物。邻居何二婶是孤儿寡母两人；同族的大祖母只有一个不大有用的儿子，也很孤苦；身体瘦弱的吴嬢嬢是单身姑娘；张大姨妈和姜婆婆都是孤身一人；住在河边吊脚楼的陈伯伯以洗衣为生，有一大群孩子，更为穷困。母亲和他们相处得很好，特别是对穷亲戚，更是照顾得周到。我家有三个姑姑，大姑父两口子是游医常年在外，来我家较少；二姑母家在农村，姑父早年逝世，留下姑母和两个儿子生活非常艰苦。他们有时来我家走动，父亲从来不太理会，倒是母亲热情地招待他们，临走时给他们的背篓里装满了油盐糖米及各种食品，乘父亲不在家时让他们赶快背走。如果父亲知道了，她是会挨骂的。还有其他亲戚，可能经济条件也比较差，我常看见母亲偷偷地塞钱给他们。
还有一个大爷爷每年中来我们家几次，他住在离我们家十几里地的一个叫大桥的农村。他无儿无女，单身一人,人很和善,我们都很喜欢他。他用大头菜须子做的一种腌菜特别香，比大头菜本身做的还要香，而这须子一般人是削掉不用的。他每次来，母亲总是照例给他一些钱和食物，她说大爷爷一个孤独老人怪可怜的。隔我们两家有一个饭馆，我们都叫它林家铺子。其中一个跑堂的工人出天花，被老板扔在地下室无人过问，母亲知道后每天去那里给这个工人送饭、送药，最后这个工人竟然被她治好了，活了下来。那时我才10来岁，还不知道天花的厉害和传染性，现在想起来真是为母亲捏了一把汗。总之，我小的时候逢年过节总会碰上一些陌生人，他们不是亲戚，手里提着大约一斤重的小糖包，那是最穷的人家才送这样的礼品，来给母亲拜年、拜节。我想，那都是她曾经帮助过的穷人吧！
她的这些行为自然给我幼小的心灵打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让我希望人世间没有穷困的人，大家都能过着平等而快乐的生活。应该说这是我长大后能够接受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向往共产主义的基石。父亲的一个朋友家道已经败落，大老板的架子却仍然端着，经常来我家蹭吃蹭喝。他对母亲为人处世的态度不以为然，评论说她有点浑浑噩噩、稀里糊涂、不够精明。听后我想道，如果母亲像他所说的那样精明的话，他来我家蹭饭吃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父亲在外经商时并不直接把钱寄到家里，而是要家里人每月去朝天门二伯家里支取一定费用。每次都是母亲带我去，二哥留在家里照看妹妹。这是我很乐意干的事情。二伯家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年龄跟我相仿，在一起很玩得来。二伯母对我们也很好。他们有时带我上街转悠，我看到的一切都很新鲜。
在我七岁那年，家里添了一个新人，就是我的第一个大嫂。她进我家时大哥还没有回家。她母亲去世，只有父亲一人，不知什么原因就到我家来了。我们小孩不懂，也不问这些事，母亲让我们叫她姐姐，我们就这样叫。她非常和气，又很能干，对我很好，我也很喜欢她。
不久父亲和大哥从贵州回来了。回家后父亲有好几天不起床。大哥跟我们这些小的非常陌生，不爱搭理我们。家里很快给大哥大嫂操办了婚事。总之我感到家中的气氛起了很大变化，隐隐约约知道，父亲的生意垮了，整个倒了号，什么都没有了。
辛亏母亲勤俭持家，父亲寄回来的一点家用都被她省下来了。她拿出这钱给父亲做本钱，劝他不要着急，慢慢来，从头做起。最后家里决定搬到江北正街，租一个门面开杂货店。
在母亲和大嫂的打理下，这个杂货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而父亲随着生意上的失败，精神也垮掉了。他每天在杂货店对面的茶馆里泡上一碗茶，点上一袋烟，一呆就是一整天，偶尔过店里来看一看。大哥是赌博成瘾，常常不归家。两个男人都不能指望，母亲和大嫂又收了一个学徒来帮忙,随着生意的红火又增加了两个店员，除了门面外还在不远处租了一个小院存放货物，也可以住人。母亲一次可以做几十坛腐乳卖，其味道十分鲜美。自那以来我从未在市场上买到过这样好味道的腐乳。父亲也以母亲的手艺自豪，很得意地向人炫耀说：“我们家的腐乳，人家是坐小汽车来买的。”这的确是事实。那时小汽车还很少有在江北街道跑的，所以当成一件稀罕事来谈。母亲待人和善亲切，客人都愿意跟她做生意。一个大厂食堂采购员来我家店铺询问价格，一开始并没有谈妥，他准备离开。母亲还是很和气地对他说：“生意不成仁义在，坐一坐喝杯茶，我们再慢慢商量嘛！”对方见她这样客气，也就没有马上离开。最后他们终于把这桩生意谈成了。这桩生意还比较大，每天都有成担的货物送到这个大食堂。许多食品都是母亲亲自制作，十分辛苦。例如发竹笋，她的小脚使不上劲，就跪在地上把竹笋放在搓板上使劲搓。
家搬到江北后，我在邓四舅办的宏达小学读四年级。这时二哥已经小学毕业，父亲不让他再读书，他进了兵工厂当学徒。我放学回家后就和街坊邻居的孩子们玩耍，有时玩捉水鬼的游戏，有时在电影快散场时成群结队挤进电影院看电影。宏达只有初小，五年级就去了江北县第十五中学。在十五中，最让我乐不思蜀的事情就是打秋千。每天下午放学后，学校空无一人，我会留下来在体育场荡秋千，越荡越起劲，越荡越高，总要玩上一个小时再回家。好在家里人各忙各的，谁也不问我什么，只要回家能赶上吃饭就行了。这一时期是我当学生以来最为快乐和无忧无虑的日子。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抗日战争的进展，重庆这个大后方也越来越不安宁。五年级下学期，重庆市属中小学开始往农村转移，我只好转学到宾兴女小，在离家30里外的一个庙里读书。这一年我十岁。学校安排一个竹床睡两个学生，跟我同睡的学生年龄比我大。她要我睡靠外的一边，结果第一个晚上就把我挤下了床。早上同学们起来时，发现我已睡在地上。好在那个床比较矮，我没有摔伤。老师发现这个情况后要这个学生睡在外面，我才免除了这一无妄之灾。
就在上学后不久，一天吃过晚饭，同学们都在校门口玩耍，看见一群飞机飞过来。大家以为是我们国家的飞机，就追着玩。飞机飞到市区后不停地投掷炸弹，火光冲天，爆炸声大作，我们都吓得哭了起来，因为我们的父母家人都在那里。担心家人安危，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都往家奔去。 我的家没挨炸。这是日本人第一次轰炸重庆，炸的是朝天门码头。下午我和家人赶往朝天门二伯父家。二伯母和二姐都被炸死，大姐被炸伤送往医院。朝天门还有我尹大姑母家，尹大姑父是重庆一位有名的中医，他夫妇二人都被炸死，只剩下尹家表兄一人。整个繁华热闹的街道被炸得稀烂，近乎一片废墟，伤亡者不计其数。日军的暴行让我这个十来岁的孩子心中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现在回忆起，当年惨不忍睹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此后日军飞机对重庆的轰炸成了经常发生的事，有时一天还不止一次。
第二年我读六年级，家里觉得学校太远，就让我转学到第二十一兵工厂子弟学校，那时我二哥在兵工厂当工人。我和学校的老师住在一起，每星期回家一次。那里也要经常躲警报，好在附近有一个很大的防空洞，一拉警报大家就往防空洞跑，解除警报再出来。
在这一年的“三八”妇女节，重庆开了一个大会，小学高年级的女生都参加。我们由老师带队前往开会地点夫子池。大会主持者是宋美龄，讲话的是邓颖超。宋美龄着一身黑色金丝绒长旗袍，打扮得很讲究。她讲的话我听不懂，拿我们四川土话来说，她说的是下江话，是哪个省的我也分不清。邓颖超说的是普通话，听得很清楚。她穿一件蓝色旗袍，相当于那时的学生装束，让人感到亲切。她讲的是抗日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小孩抗日的故事。四川人称小孩为娃儿，她在提到小孩时都改叫娃儿，让我们这些四川娃儿更觉亲切。她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妇亦有责。”这话让我终生难忘。那时的我完全不懂得国民党、共产党之类的事情，只是觉得邓颖超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段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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