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在位时，对撰写本国历史的事情十分重视，曾下令让丁孚、项峻专门负责编写《吴书》。

　　而蜀国立国的时间也不算短，却没有安排《蜀书》的撰写工作。在这一方面，诸葛丞相似乎要比孙权略逊一筹。

　　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作为开国君主的孙权远大的眼光。人类之异于其它动物，就在于人类有文明史，即透过文字记载和延续下来的历史。这种史书撰写工作不仅有功于当时，而且是整个人类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具有不朽的价值。

　　开国君主中有不少人并不重视史书撰写工作。他们大都是马上得的天下。在他们看来，既然能够马上得天下，也就可以马上治天下；文化就算不得什么了。相比之下，孙权就没有这种草莽气息，而多一些温文尔雅。

　　历史的记载的确是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根本，就是一切。大敌当前，一个国家着重保护的，正是本国的图书典籍资料。它的存在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国家的灵魂、精神仍然存在。

　　我们之所以要观看历史，是因为可以以古鉴今。也就是有所谓的规律。我们看古代史，我们看外国史，我们看自己国家的现代史，总觉得其中有着某些共同必然的东西。一旦我们把握了它，我们对于自己的未来就可以作出预测。

　　当然，被记载下来的历史也有它的局限。这首先是因为，当时写历史的，也是一个个情况各别的具体的人，他们有好恶，也有取舍，也具有可能的偏见。

　　如孙邵是吴国第一任丞相，但我们在史书上却看不见他的传。根据后人的推测，在丁孚、项峻时已经有了关于他的注记，但由于他与张温关系不好，而后来作史的书曜又是张温一党，所以没有把他入传。历史的记载往往有诸如此类的情况。

　　其次是，把过去的历史同现在的情况作类比总是有限的，不能够简单化。现实总有许多历史上不会有过的新情况、新东西。像算命那样以观看历史来预测未来，这只是读书读呆了的人才会有的念头。

　　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它不一定是平面的，而是可能显示给我们一个变形的过去的曲面镜，凸凹不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被记载下来的历史也确有遮蔽历史真相的地方。

　　但我们还是只能从已有的记载材料来把握历史。这里不仅需要对于史料的广泛收集和充分占有，还需要有深入考证、精确分析和去伪存真的功夫。

　　而更基本、更深刻的要求是，我们必须用我们现代人的心去贴近古代人，使我们同他们在人性这一层次相沟通。一旦达到这一点，古代人就复活了，历史才可能再现。

　　重修史的孙权，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其余的活，就要靠我们自己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