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论者在评论隆礼重法思想时说，“荀子可以说是顾及到现实的利欲追求与利益分割而又不失道德理想，顾及到用'法'来管制公共社会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而又坚持道德理想，力求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家。”（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184)还有论者认为，“礼法互补、礼主刑辅”的政治模式理论的提出，“表明儒家学说具有与时俱进、自我调整的内在品质，具有不断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能力。荀子在儒家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特殊贡献，由此亦可见其一斑。”（白奚：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与儒家的理论变迁——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5期）这都是给予肯定的评价。论者通常认为，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既优于孟子一味强调“以德治国”，也优于法家一味强调“以法治国”，克服了两者的片面性，是一种很好的治国之道。

　　荀子提出隆礼重法，并非两者并列，而是有主次之分：“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荀子·强国》，以下只注篇名）虽然荀子在提倡王道的同时，也不反对霸道，但在他那里，王、霸之业还是有区别的，最好的是王，其次是霸。在他看来，侧重于礼，可以实现王道，而侧重于法，只能实现霸业。他还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在礼与法的关系上，礼是法的总纲和各类法规的根据。

　　在荀子那里，礼和法往往放在一起说，如《王霸》篇多处谈到"礼法之大分"、"礼法之枢要"。这里礼和法并不能分开。实际上，荀子的礼具有法的性质，而他的法也具有礼的特点。他说：“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王霸》）又说："礼岂不至矣哉！立隆以为极，而天下莫之能损益也。本末相顺，终始相应，至文以有别，至察以有说，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小人不能测也。"(《礼论》)在荀子看来，一个国家没有礼就无法治理。用礼来治理国家，就像用秤来衡量轻重，用绳墨来标示曲直，用规矩来画出方圆。礼作为社会行为的标准一旦确立，任何人都无法搞欺骗了。礼制要完备，因为要拿它作为社会上一切言行的最高准则，人们不能对此有任何更改。礼的根本原则和具体规定有一定顺序，首尾呼应，条文严格细密，无所不至。社会的治乱、安危、存亡都取决于它的存在和实施。

　　荀子的礼或礼义带有很大的强制性。这是他的性恶论以及圣人化性起为思想的必然延伸。由于人性恶或不可能善，要使人改恶为善，只有借助外部力量强行灌输礼义，使人们成为荀子所要求的人。这个外部力量，就是圣王的权威。这种强制性有两个方面，一是“教”，二是“诛”。他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富国》）论者通常认为，这是礼与法结合的体现，"教"似乎不是强迫性的，只有“诛”才是强制性的手段。实际上“教”也具有强制性，只不过这种强制的形式与“诛”有些不同。“诛”是诛身，而“教”是诛心，是在精神上对人民施加压力，让他们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按照圣人制定的礼义那一套去做。荀子是非常重视这一手的。他相信由于圣王的权威，也由于社会本身存在的需要，这种从外部强制性地灌输一种行为规范，是能够起作用的。他不赞同在没有这种教化的情况下就动用刑罚、诛杀手段，因为那样一来，要施以刑罚的人就可能太多了，而罚不责众，统治机器恐怕无法正常运转，最后归于失败。在首先和充分运用教化手段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仍不改恶从善，就再加上“诛”的手段。荀子认为这完全是必要的，而且使用起来也是毫不客气的。他说：“元恶不待教而诛”，首恶分子不需要教育就立即处死。“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逃反侧之民”，“不安职则弃”。对于那些言行违背礼义、到处逃窜、破坏社会秩序的奸民，要强迫他们服劳役，若不安心于此就将他们流放。“才行反时者死无赦。”（《王制》）对于那些以其才能和行动反对现行统治的人，要坚决杀掉，决不宽赦。

　　写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