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时期开始，我就确定了一生的两个重要目标：一个是想搞清楚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是否都是可知的；另一个是想尽一切努力来创造一个幸福的世界。在很长的时期里，这两个目标互相分离，直到最近才结合为一个总体。一直到三十八岁，我主要的精力都是在实现第一个目标上。我深受怀疑论的影响，不得不得出结论：大多数所谓的知识都是可以质疑的。我需要某种确定性，就像许多人需要宗教那样。我原以为，这种确定性最有可能在数学中找到。然而最后发现，我的老师要我接受的许多数学证明都是错误的；如果数学中真有什么确定性，也应该到一种新数学中去寻找，而这种新数学应该比现有的数学具有更为坚固的基础。随着对新数学探索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经常地想起那个“大象和乌龟”的寓言：在建造成功可以托起数学世界的大象后，我发现这只大象也是摇摇晃晃的，不能稳稳站立，于是又去建造一只乌龟来支撑大象，以防止它倒下。然而这只乌龟并不比大象稳当多少。经过了二十年的艰苦劳动，我发现自己也只能做到这个份上。后来“一战”爆发，我开始集中精力思考有关人类的苦难和愚蠢问题。我认为，这些苦难和愚蠢做法并不是无法避免的。我相信，只要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理性，能够坚韧不拔，并且互相说服，就有可能消除他们自造的苦难，除非此前人类已经将自己消灭殆尽。

　　抱着这一信念，我的态度始终是比较乐观的，尽管后来年纪大了，人类幸福的到来似乎还很遥远，这一态度有所保留。我始终不能认同这种宿命论的观点：人类注定是要遭受苦难的。人类不幸的原因其实是很清楚的。像贫穷、瘟疫和饥荒这样的苦难是人类应对自然不当造成的。像战争、被压迫和遭受折磨这样的苦难是人们彼此采取敌对态度造成的。像心理病态这样的苦难是人们接受那些让人灰心丧气的信条的结果，他们因此处于激烈的内心冲突之中，而外部世界的繁荣对于他们的幸福则毫无作用。这一切都不是必然的，我们都可以设法消除。如果说现代社会导致人们不幸，那是因为它造成人们无知，造成他们因循守旧，造成他们盲目信仰，造成他们过分狂热，并且将这一切置于人类幸福之上，置于人的生命至上。我发现一种很怪的现象：在现代社会，许多人似乎对苦难和死亡情有独钟，如果有谁提出可能消除苦难，他们反而会勃然大怒。在他们看来，对人类的未来抱有希望，这是不理智的，而他们因绝望在世上混日子，倒是敢于正视现实。我不同意这些人的观点。对世界抱有希望，这需要我们运用自己的理性，还要投入极大的精力，而那些绝望者所缺乏的，正是理性和精力。

　　我后半辈子生活的这个时期是很让人痛苦的：社会状况每下愈况，许多成功的东西都变成过眼烟云。在我年轻时，人们普遍具有一种维多利亚式的乐观态度。在他们看来，世界会自然而然地逐渐繁荣起来，而残忍、暴行和不公正现象也会自然而然地逐渐减少。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人担心会发生世界大战，没有任何人能看清19世纪不过是两个野蛮时期之间的一个短暂停留。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是很难适应现在这个世界的，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都很难适应。从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早就过时了，从前被人们所珍惜的自由也已经失去。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中，从前的自由理念反而成了灾难的主要根源。当今世界要想消除这种危险状况，就必须更新我们的思想，更新我们的意愿，更新我们的自由观以及对自由的限制。

　　我不能说自己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研究有多重要。有些呆板独断的信条如共产主义比较容易产生巨大影响，但我并不认为人类需要这种呆板独断的东西。我也不相信任何立论偏激的学说，因为它们只是涉及人类生活的某一部分或方面，而罔顾其它。在有些人看来，一切都取决于制度，有了好的制度，社会就必定会变得越来越好；而另一些人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心的改变，而制度是不太重要的。对我来说，这两种观点都不会选择。我认为，实际情况是，社会制度造就人们的性格，而人们的性格也可以改变社会制度。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同时进行，并且结合在一起。人类个体应该保有自己的主动精神和灵活性，而不应该被放进某种单一的模式中，或者借用比喻的说法，不应该被训练成一支军队。尽管个体的多样性使得那种单一的信条不可能被人们普遍接受，这种多样性仍然是人类社会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但要宣传这一点是很困难的，特别在目前这种艰难时期。也许只有通过实际事件的发生，给了人们一些惨痛的教训，这种宣传才有成效。

　　我的工作行将结束，现在我可以从总体上来审视它了。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说我已经获得成功？在什么程度上只能说我遭遇了失败？在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就立志于一项伟大而艰难的工作。那是70多年以前，阳光三月，而寒风仍然刺骨，我独自行走在蒂尔加藤的雪地上，积雪开始融化。这时我制订了今后的写书计划：两套书，一套由抽象逐渐变为具体，另一套由具体逐渐变为抽象。这两套书最后合为一体，成为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社会哲学。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这个计划，写成了这些书，只是最终的结合我还在探索之中。人们对这些书赞扬有加，许多人受到它们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工作是成功的。

　　但同时我应该说一说自己的失败：外在的失败和内在的失败。

　　先说外在的失败。当年我制订计划之处蒂尔加藤已经成了一片荒地；三月的一个早晨，我在去蒂尔加藤的途中，路过波兰登，那里已经成了两个敌对帝国的边界，这两个帝国互相仇视，其争斗以毁灭人类为代价。在我看来是善的那些东西，都遭到共产党人和法西斯-纳粹分子的破坏，而在反击他们的过程中，却又丧失了许多反击者本想保护的东西。坦率被当作毛病，宽容被斥责为背叛，从前的理想被看成荒谬，而粗制滥造的学说却博得尊重。

　　再说内在的失败。内在的失败对外部世界来说似乎是无关紧要的，但让我的精神生活变成永无止境的斗争。最初我是虔信柏拉图的永恒世界，而数学是其中最美的部分，就像但丁《神曲·天国》的最后几章。后来我得出结论：所谓的永恒世界没有任何价值，数学也不比其它语言形式高出多少，它们所表述的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最初我坚信，爱情、自由和勇气这些东西可以征服世界，而斗争是不必要的；后来我的态度转变了，对于一场艰难残酷的世界大战采取支持态度。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内在的失败。

　　尽管有这些失败的压力，我仍然意识到自己的某种成功。也许我对理论上的“真实”认识有误，但我仍然认为世界上有某种东西值得我们忠诚于它，这并没有错。也许我对人类到达自由幸福之路估计得过于短了，但我仍然认为这条路是可行的，并愿意为接近这一目标而生活，这并没有错。我一直有一个梦，它既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从个人的角度看，我爱好所有高尚、美好和优雅的东西，愿意以自己的洞察力在这个世俗社会里发现智慧。从社会的角度看，通过想象力看待我们要创造的社会，其中人们可以自由成长，而仇恨、贪婪和嫉妒等等则无处藏身。我仍然相信这一切，尽管现实世界是这样残酷可怕，并不能动摇我的这一信念。

　　——自传

　　（黄忠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