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写的一篇小说中，一位科学家研制出了一种小机器，能够毁灭整个宇宙。此前这个科学家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于是他决定要外出考察一下，看这个世界是否应该毁灭。他把这个小机器放在自己穿的背心口袋里，只要他把手伸进口袋，一按机器开关，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他周游世界，在每一个地方考察那些罪大恶极的事情，但感到难以断定自己应该怎样做。直到有一天，他来到一个大城市，参加了市长举行的宴会，听到那些政客信口雌黄，一派胡言乱语，顿时心生怒意，跳了起来，宣布自己马上要毁灭这个世界。客人们冲过来阻止他，他将手伸进背心口袋，结果发现，他来参加宴会时换了衣服，那个小机器并没有带在身上。
小说完成后我没有发表，因为觉得它离我们的现实还很遥远。但随着原子弹的出现，这一距离已经不再遥远了，于是我又写了一些类似的小说，其中有的结局是原子弹毁灭了世界；我还写了一些“噩梦”小说，反映了名人内心的焦虑之情。
通过这些小说，我充分表达了自己以前未曾表达的情感，以及由莫名恐惧产生的种种想法。我的小说涉及的领域逐渐扩大。我发现，小说特别适合于表达这样一种危险：它可能只被几个人认识到了，而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不存在的，对提出它的人嗤之以鼻。在小说中，我可以表达对这种危险的感受，我自己对它的存在本来也是半信半疑的。这样，就可以适当地提示人们去注意那些在未来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危险。
我的第一部小说集是《郊区魔鬼》。其中跟书名相同的那篇小说是受陌生人的启发而写的。在莫特勒街上遇到一个人，他一见到我就穿过马路落荒而去，一边走一边画十字。我在散步时还经常见到一个发疯的女人，她也启发了我写作的灵感。这篇小说中有一个邪恶的科学家，极其阴险，诱惑人们去做坏事，然后使之陷入万劫不复之中。还有一个人物是摄影师，他通过照相而搞敲诈勒索活动。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一个摄影师，为那些时尚人物拍照，也为我照过相。不久之后他死掉了，这时我才知道他确实犯过我小说中描写的那些罪行。在另一篇小说中，主人公发出诅咒，提到琐罗亚斯德和他的胡子。于是一位琐罗亚斯德教徒写了一封信给我，抗议我对其先知的嘲笑。这篇小说是为我的秘书而写，她是一个清纯的年轻女士，那时正要去科西嘉岛度假，我意在提醒她注意一些什么。这篇小说是匿名发表在一本杂志上的，编者让读者猜小说的作者是谁，猜中者有奖。结果谁也没猜中。还有一篇小说是写人类跟火星人之间的一场生死之战。小说中有一长段类似丘吉尔风格的号召语，号召人们忘记他们的分歧，团结一致保卫人类。在灌制这篇小说的唱片时，我尽可能地模仿丘吉尔的口气来朗读这段号召语。
一年后我又写了一系列小说，名为《名人噩梦》。这些小说意在揭示那些名人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恐惧。与《噩梦》一起发表的还有一个短篇小说《查哈托波尔克》，篇幅稍长，说的是开始时代表思想自由的东西，到后来逐渐僵化为正统观念，反而残酷迫害新的自由思想者。这正是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的命运，我也看不出它们在今后怎样避免这种命运。我的秘书用打字机抄录这篇小说。她打到这样的内容：那个半人半神的国王将一个美女做成一顿早餐，准备拿去献祭，我走进办公室，看到她正吓得魂不附体。不少人把这篇小说改编成剧本，既可以用来拍电影，也可以用来排舞台剧。然而到了关键时刻，不是没有人愿意接这个活，就是我不愿意这样来处理它，因为剧本写得太粗糙了。这种结果是令人遗憾的，更让人遗憾的是，《噩梦》中没有一篇被改编为芭蕾舞剧。我的这些小说提出了种种想要人们注意的问题，有的还给予了回答。
在创作《噩梦》中的一篇小说时，我经历一件有趣的事情。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法国人，他用诗歌来感叹自己时运不佳。一天晚上在餐馆吃饭时，我尝试着朗读这位主人公临终遗言，采用了一种法国古典语言的读法。这是一家法国餐馆，顾客主要是法国人。听到我的朗读，多数客人都转过身来，惊讶地看着我，然后交头接耳，小声议论：他们怀疑我是一位不出名的法国诗人。
我发现，无论是出版社的编辑，还是读者，都不愿认可我小说家的身份。咋看起来，这是因为我做的事情是他们所不习惯的。他们还是习惯于我继续扮演他们以前认可的角色：一个思想者，不断地揭示和预言着各种坏事情。这让我想起在中国的遭遇：我问中国学者，在演讲中我应该讲些什么，他们回答：“就讲一讲你最近出版的那本书中的东西吧！”读者大众是不允许一个作者改变其风格或者远离原先的话题的。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为我写小说进行辩护，那就是：我常常发现，寓言是论证一个观点的最好办法。
——自传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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