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演讲中，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供大家讨论：我们怎样才能把人类进步所需要的个人积极性与社会聚合力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个问题很大，这里我只是对那些演讲做一些解释，并对某些问题作进一步发挥。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既要让人们获得安全、主持正义，还要让社会自身获得进步。要达到这个目的，既要有一个常设机构即国家，也要有个人的自由。而要让个人获得自由，就必须将有关文化的事务与权力机构分离开来。国家的安全就是不受其它国家的侵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府，一个颇具权威的机构，让它在国际事务中去支配各国政府。
单单一个国家是无法抵抗一个比它更为强大的国家或者一群国家的侵犯，因此，在国际事务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必须通过外来的力量予以保护。必须通过国际法来制止一个或一群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犯，决不能任其所为，否则任何一个国家随时都可能遭受别国侵犯甚至被毁灭。要进行这种改革是有很大难度的，因为为了世界和平而组建的国际部队，其武器装备应该特别精良，以便在同任何一个单独国家的战争中必定取胜。
那时一些国家正在研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就在演讲中联系这一情况谈到战争的危险。这些演讲对我的一生十分重要，它们涉及我自1914年以来一直关注的那些话题：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出于良心而拒绝服兵役、和平抵抗等等。
对于个人自由来说，防止战争是完全必要的。一旦战争临近或在进行，人们的种种重要的自由都遭到剥夺，只有和平来临时才得到恢复。在战时，当权者对于自由的干涉远远超出实际上的需要，这是由于极度恐惧而必然出现的情况。当路易十六被砍头以后，其他的君主就感到自己也可能遭受同样的命运。他们着急发动战争，并严惩所有同情法国大革命的人。在俄国革命之后，一些国家的政府也有类似的情况，不过没有以前那么激烈而已。除非一个人可以自主地拥护任何一种在他看来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他才有可能享受自己的全部自由，而这必须得有一个国际权威组织予以保护，特别是在核武器时代，国家之间干涉对方内部事务的能力大大加强，更是这样。在发生战争时，一个人的自由应该包括他决定是否参战的自由。
在这些演讲中，我简要地谈到政府权力的兴衰史。在古希腊兴盛的时期，政府并没有太大的权力；那些杰出的个人终其一生可以自由展示自己的才华，而战争和暗杀却往往中断了他们的事业。罗马帝国建立了稳固的秩序，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让个人难有突出的成就。罗马帝国的统治极大地压制了个人的积极主动性，以至于它最终无力抵抗外来侵略。罗马帝国灭亡后一千年间，既没有什么权威树立起来，也没有什么个人的积极主动性得到发挥。在这以后，新式武器特别是火药加强了政府的力量，从而发展出现代国家。但与之相随的是权威大增。在一个有着核武器的世界里如何保有人们的自由，这是一个新问题，人们对此还缺乏心理上的准备。
人类的有些理想是要从根本上推翻旧事物，只有通过战争和革命才能实现。现在这些理想中最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公平。政治上的公平在那些工业化国家已经实现，在前工业化国家还有待实现，而经济上的公平则无论在那一地区，都是需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可能实现的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有一场世界性的经济革命。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不通过流血手段来达到这一目的，也不知道在没有经济公平的情况下这个世界还能维持多久。有些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对遗产继承权进行限制，但这些措施还是初步的，十分有限。在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很少，成年人也大都在温饱线上徘徊。这些不平等是引发嫉妒和社会动乱的潜在原因。我无法断言未来世界能否采用和平方式提升贫穷国家的地位；也许在未来几百年，这是摆在世界面前的最大难题。
另一个难题是战争对人的自由的侵犯。最明显的问题是征兵。战争爆发后，军方会辩解说，只有强迫所有的男子都去参战，我方才有可能获胜。有些人会以宗教上的理由反对参战，还有些人会以他们的工作比参战更有用为理由反对参战。而且年龄大的人和年轻人反对参战的理由也有不同。年龄大的人会说，他们的年纪太大了，不适合作战；而年轻人则说，他们的工作比上战场更有利于战争获胜。反对参战的更具一般性的理由是宗教。人们从小受到的宗教教育就是：让自己失去生命是一件邪恶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即使发生战争，这一戒律仍然是有效的。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太多，他们的态度不一定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不过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有这么一些人在战时仍然按照自己的本性行事，这肯定是一件好事情。
——自传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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