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7月，国际哲学大会在巴黎召开，怀特海和我决定参加，我应邀在会上宣读了论文。这次大会可以说是我精神生活的转折点，因为我在会上见到皮亚诺。我以前就听说过他，还看过他的一些著作，但并没有用心去钻研他的那些符号。在这次大会上，我发现，他的发言论证严密，在辩论中也总是占有优势。通过进一步的了解，我断定其优势是来自他的数理逻辑，因此，我请他送给我一套他的全部著作。会议一结束，我就开始仔细研读他和他的学生写下的每一行字。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的符号正是我多年来寻求的可用于逻辑分析的工具，为我一直要做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手段。到8月底，我已经完全掌握了他的方法，在9月份我把它运用到关系逻辑上。现在想起来，对我来说，整个9月都是一片阳光灿烂。怀特海和我住在一个地区，我向他介绍新发现的思想。每天晚上我们都要讨论一些问题，最后总会遇到一些难题，而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头天晚上的难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当时我的智力已经达到巅峰状态。许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分析如序列、基数这样的基本概念。而在这几个星期，我一下子找到了多年未能解决的问题的最终答案。在这一过程中，我采用了一个新的技术手段，可以用准确的公式来表达以前只是属于模糊不清的哲学领域中的东西。1900年9月是我一生智力活动的顶峰，我终于可以对自己说，我做了一些值得去做的事情；我还对自己说，在把这一著作写出来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在上街时出车祸。我写了一篇表述新思想的论文寄给皮亚诺，在他的杂志上发表。10月初，我开始写《数学的原理》这本书，而以前我曾多次尝试去写，都未获成功。这书的第三、四、五、六章在这个秋季完成并发表，而第一、二、七章也是这一时期完成的，不过后来又重新写过。因此，直到1905年5月才将全书最后定稿。从10月到12月，我每天都要写上10页纸的稿子，终于在19世纪的最后一天完成了这部手稿，大约20万字。

　　奇怪的是，随着19世纪的结束，我的这种意得志满的状态也告终结。无论在智力还是感情方面，我都遭到极大打击，开始陷入深深的绝望之中。

　　1901年春，我们和怀特海一家都搬到唐宁学院的一栋房子里住。这时怀特海夫人病得很严重，由心脏病导致剧烈疼痛。一次我看到她痛苦的样子，那痛苦似乎把她跟我们所有人都分隔开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有天崩地裂的强烈感受，在几分钟内我的精神经历了一个剧变，想到了这样一些东西：一个人在精神上的孤独是无法承受的，除了宗教布道者所说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破这种孤独感；人类不应该有战争；现在学校的教育是让人厌恶的；不应该使用任何暴力；一个人应该尽可能地深入到他人孤独的心灵而与之对话。这时怀特海三岁的小儿子在房间里，本来我没有注意到他，他也没有注意我。为了不让孩子去打搅病重的母亲，我牵着他的手走了出去，他也很乐意跟我走，一点也不拘束，就像一家人一样。从那时起，直到1918年他在“大战”中战死，他和我都是十分亲密的朋友。

　　这几分钟过去后，我觉得自己完全变了一个人，似乎有一道神秘之光照亮了我的心。我似乎能感受街上遇到的每一个人内心在想什么，尽管这是一种幻觉，我确实发现自己跟所有朋友和熟人的关系近了许多。这几分钟让我由过去的一个帝国主义者变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以前我只是关心准确性和分析的问题，而现在我发现自己充满了对美的追求，对孩子也特别感兴趣了，还有一种类似释迦摩尼的慈悲情怀，想去寻求一种更能忍受痛苦的人生哲学。我的的情绪十分激动，有着强烈的痛苦，同时又有战胜痛苦的愉悦，感到自己正在由此而真正通向智慧之路。在这一瞬间之后，我的精神似乎又恢复常态，分析的习惯一如既往。但我觉得在这一瞬间体验到的一些东西仍然保留下来了，导致我后来在“一战”中的态度，对于孩子的渴望，能忍受日常的一些不幸，以及对所有交往的人抱有感情。

　　在这一学期结束后，我又重新修改我写过的《数学原理》手稿。我原以为这工作很快就可以结束，但到了5月，我在智力活动方面遭到严重挫折，就像2月份在情绪上遭受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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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2年5月23日我完成了《数学原理》一书的修改工作，但其实还没有完，它仍然是一个相当粗糙、很不成熟的草稿。后来我和怀特海合作，在1910年最终完成了这部书（共三卷）的写作。在这期间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书的写作上。

　　在这书中我们既想解决数学问题，还想解决哲学问题。总的来说，怀特海是搞数学方面的问题，而把哲学问题留给我去做。在数学方面，除了引用皮亚诺的，大部分符号法都是怀特海创建的。有关级数的问题，主要是我在做，怀特海也做了一部分。但这只是写初稿时的分工，而全书的每一部分都写过三稿。我们两人，无论谁写出初稿，就把它交给另一个人看，而后者往往会大刀阔斧地修改。到最后，写初稿的人再将它定稿。这三卷几乎没有一处不是两人合作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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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手稿太重，我们是租了一辆四轮马车把它送到出版社的。不过这事还没有完：出版社估计这书的出版要赔600英镑，大学评审委员会愿意承担其中的一半费用，但不能再多给；皇家学会捐赠了200英镑，还差的100英镑得由我们自己解决。我和怀特海辛苦工作十年的结果是，不但没有任何报酬，每人还亏了50英镑。

　　从1902到1910年，由于这种结果，再加上极度紧张的脑力劳动，给我的精神以异常沉重的负担。那时我感到自己是行走在一条隧道里，不知何时才能走出来。我常常站在牛津大学附近的肯林顿人行天桥上，看着一列列飞驰而来的火车，打算明天就去躺在它下面。而到了第二天，我发现自己还是想把《数学原理》写完，而且感到目前的困难对我是一种挑战，如果不能直面它并克服之，我就是一个卑怯无用的人。于是我就坚持下去，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然而我的智力从此就再也没有从这种紧张状态恢复过来。从这以后，我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来对付那些抽象难题。也许这就是以后我开始改变自己的工作的原因，虽然并不是唯一原因。

　　——自传、我的哲学发展

　　（黄忠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