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10月，我进入剑桥大学读书，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到校的第一个星期，所有在校的同学都来看望我，后来他们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关注我，后来才知道，这是由于审批这次奖学金的怀特海告诉其他学生，要特别注意桑格和我。桑格也是新来的学生，也是攻读数学的，也获得了一小笔奖学金。他和我住在同一个院子。我们的导师韦伯习惯于把他的手稿给学生传阅，传到我手上后，再就轮到桑格了。我给他送去手稿，看到他书架上的那些书。我说：“你这儿有德雷帕的《欧洲思想发展史》，我很喜欢这本书。”他回答：“你是我碰到的第一个知道这本书的人！”我们就此话题谈了下去，没过多久我们就成了知己。我们比对着笔记本，看我们做了多少道数学题。我们在神学和形而上学上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而政治上的观点不同（当时他是保守党，不过后来又站在工党的立场上了。）我们常在一起做数学题，他做得很快，往往是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题目的意思，他已经完成了一半。在大学第四年，我们都主修伦理学，他主要看经济学方面的书，而我主要读哲学，我们都拿到了奖学金。他应该是我见到的最善良的人。他逝世于1930年，我的悲痛之情难以言表。
在第一学期，我结交的朋友主要是来自怀特海的介绍。我后来才知道，在奖学金考试中，还有一个人的成绩比我好，但怀特海认为我比这个人更有才能，因此，在主考者开会前把分数烧掉了，并向会议介绍我比其他考生都更为优秀。
在剑桥时我有一位哲学家朋友麦科达格，他的性格比我还要内向。一天有人敲门，声音很小，我喊“请进”，却没有动静，我又大一些声音喊“请进”。门开了，我看见麦科达格站在门口。当时他在形而上学方面已经很有名气，即将成为研究员，我对他有一种敬畏之心。他太羞怯了，不敢进屋来，而我也太羞怯，不敢招呼他进来。我记不清这种尴尬的局面持续了多久，不过最后他还是走进我的房间。以后我就经常去他那儿吃早饭。不过他准备的早餐总是不够吃的，凡是去过的人都知道，再去时就得自己带上一个鸡蛋。麦科达格年纪不大，待人态度热情，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响是很大的，不过并不是什么好影响。在其影响下，有两三年时间我也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我记得是在大四开始这一转变的。一天我去买了一盒烟丝，在回到住处的途中，我灵感一现，突然把这盒烟丝抛向天空，大声喊道：“瞧！本体论的论证是经得起考验的！”在1898年以后，我不再接受麦科达格的哲学，但我仍然对他有一种喜爱之情，直到“一战”期间，一次他对我说，他不想再见到我，因为他对我的观点无法容忍。后来他做得更过分，带头来要求解除我的讲师资格。
有很长时间我都认为，大学里一定还有一些真正聪明绝顶的人，只是我还没有遇到，他们的智力一定会比我高。但是，到了二年级，我发现自己已经认识了所有聪明的人，结果让我失望，同时也让我的自信心大为增强。不过到了三年级，我遇到了G。E.穆尔，当时他还在读一年级。在以后几年，他实现了我对绝顶聪明者的期盼。他长得很美，身体硕长，十分聪慧，有着斯宾诺莎般的深刻和睿智。他天性纯朴，举止优雅。我想诱使他说谎话，都不成功，只有一次例外。我玩了个花样，问他：“穆尔，你总是说真话吗？”他回答：“不是。”我想这是他说过的唯一谎话。在精神世界里，穆尔以大无畏的冒险精神任意遨游，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单纯得像个孩子。在四年级，我和他常去河边散步。一次我们碰到一个人高马大的家伙，他跟我们谈起佩特罗尼乌斯，兴趣盎然地说起他的那些下流荒淫的故事。我觉得这人挺有意思的，鼓励他继续说下去。而穆尔却一直保持沉默。这人离开后，穆尔才说：“这个人太可怕了。”我相信，在穆尔一生当中，从来不会因这种低俗故事而感到有丝毫乐趣。跟我一样，穆尔也受过麦科达格的影响，一段时间内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但他比我摆脱得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谈话，才让我最终摆脱了康德和黑格尔。尽管穆尔小我两岁，却对我的哲学观有很大影响。所有的朋友都喜欢看穆尔点烟斗。他总是一边点火柴一边辩论，直到火柴烧到他的手指头，于是他又点燃另一根火柴，这样下去，直到一盒火柴都划光了。这是有利于他的健康的，因为在划火柴的时候，他是不吸烟的。
作为大学生，我认为那些指导老师是完全不起作用的，从他们的讲课中我没有任何收益。我曾立下一个誓言：如果有一天我也成了大学教师，我也不会认为讲课有什么用处；我一直信守着这一誓言。
在进剑桥大学前，我已经对哲学发生兴趣，但除了穆勒的著作，我读的东西很少。我希望读的东西是能够证明数学为真实的哲学思想。在《逻辑学》一书中，穆勒谈到数学，论及它存在的问题，这一点让我产生兴趣。在十八岁时我就读了穆勒的东西。我的数学老师从来没有对我谈到，有什么根据可以说微积分不是一整套谬误的东西。因此，我要思考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哲学，一个是数学。其实在欧洲大陆，已经解决了一些基本的数学问题，只是英国人还不了解有关的情况。我也是直到离开剑桥、来到国外之后，才知道这一点的；本来这是我在大学三年就应该了解的东西。哲学的情况有些不同。我在研究数学的时候同时在读哲学书，在大学4年级，我已经读了许多哲学家的著作，读了许多关于数学哲学的书。
在剑桥大学期间，我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参加了一个被称为“协会”的团体。它的成员不多，每个星期六晚上聚会一次。一个年级大约只有一两个人可能成为其成员，这个协会自1920年开始就成立了，成员都是剑桥最拔尖的人物，活动方式是秘密的，为的是让被选拔的人觉察不到有关的情况。进入协会后，我能够认识那些最值得结识的人。怀特海是协会成员，他让年轻成员对我和桑格进行调查。这个协会的所有成员都是好朋友，极少例外。协会在讨论中的原则就是：无任何禁忌和限制，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讨论的，有着思辨的绝对自由。当然，讨论中的意见和看法不可能都是十分成熟的，但在以后我很难再找到这里所有的超脱和兴趣。一般讨论在凌晨一点结束，然后我会跟一两个成员在走廊里来回走几个小时继续我们的讨论。我们很看重自己的这种身份，因为这应该是精神上诚实求知的标志。我认为剑桥大学最有智慧的人都集中在这个协会里，他们在精神和智力上的优势是无可匹敌的。在二年级我被选为协会成员，而在这以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尽管其中那些成员我都是认识的。
剑桥大学对我的一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让我结识了许多朋友，给我了交流思想的机会，而真正的学院教育对我却并不重要。我在剑桥获得的唯一有价值的思想习惯就是智力上的真诚。这一品德不仅存在于我的朋友之中，也存在于老师之中。没有任何一位老师，在学生指出其错误后会耿耿于怀。一次上流体静力学课，一个学生打断老师的话说：“你是不是把作用于盖子的离心力给忽略了？”这位教师一下子呆住了，然后说：“我像这样讲课已经有二十年了，但你是正确的！”
——自传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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