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代数时，我感到十分困难，这可能是老师讲授不得法的缘故。老师的办法就是让我去背例如“两数和的平方等于它们平方之和再加上它们乘积的两倍”。而我对要背的内容一点也不明白；如果背不下来，老师就会把书朝我头上扔过来以示愤怒，但这丝毫不能提高我的记忆力。不过在入门以后，我的代数学习开始变得比较顺利了。我还喜欢在新老师面前卖弄自己的学问。十三岁时，我换了一个新的代数老师。我拿着一个硬币在他面前转动起来，他问：“这个硬币为什么会转动？”我回答：“因为我的手指给了它一个力偶。”他又问：“你对力偶还知道一些什么？”我很随便地回答：“关于力偶我都知道。”
祖母怕我学习过度影响身体，给我安排的学习时间很短，于是我就在寝室里偷偷点上蜡烛，穿着睡衣在寒夜里学习。一旦听到外面有响动，我就迅速吹灭蜡烛上床躺着。我不喜欢拉丁文和希腊文，认为这是没有人说的死文字，只有白痴才会去学习。除了数学外，我喜欢的课程还有历史。因为是独自一人学习，我没有办法知道同别的孩子相比，我是较好还是较差。但我记得罗拉叔叔在送贝利奥学院院长出门时说：“这孩子进步较大。”我知道他说的是我的功课。这让我感到自己的智力还不错，并下定决心：如果有可能，我将来要在学术上取得重大成就；与其它事情相比，做学问应该是我整个青年时代最重要的目标。
在青春期，我开始对宗教和哲学发生强烈兴趣。一直到十五岁，我对宗教教义还深信不疑。在这之后，我开始系统地探究那些作为基督教信仰之论据的东西。我用了很多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这时我不敢向任何人诉说我的思考，并由于自己正在失去信仰同时又得保持沉默而深感痛苦。我感到，如果我不再相信上帝、自由和永恒，就会终生失去快乐，同时又发现那些支持上帝存在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我十分认真地逐一审视这些理由。我最先否弃的是自由意志的观念。在十五岁时，我相信，所有的物质，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物，都必定遵循动力学定律运动，因此，意志就不可能对人的身体有什么影响。这时我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一个希腊语练习本上，实际上是用希腊语拼写的英文，这是怕别人发现我正在思考的东西。在这个练习本里，我写下了自己的信念：人的身体是一台机器。我成了一个唯物主义者，本来应该感到在智力上获得某种满足，但我同时得出另一个结论：意识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纯粹的唯物主义也是站不住脚的；这时我才十五岁。两年后，我认为人死后是没有生命的，但上帝仍然存在，因为我无法反驳对上帝为“第一因”的论证。但在十八岁时，进入剑桥大学前不久，我读了《穆勒自传》，其中有一个地方写道，穆勒的父亲对穆勒说，“谁创造了我”这样的问题是不能回答的，因为它立即引发“谁创造了上帝”这个问题，这让我否弃了“第一因”（造物主）的论证而成为一个无神论者。我对宗教的怀疑有很长时间，在这期间我一直对自己逐渐丧失信仰而郁郁寡欢。然而当这一过程结束时，我却感到豁然开朗，因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而高兴。
这一时期我饱览群书，通过自学意大利语来阅读但丁和马基雅维利的作品。我还读了孔德的东西，但印象不是特别深。在读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和《逻辑学》时，我做了大量的笔记。我对卡莱尔的作品也很有兴趣，不过对于其中为宗教提供论证的部分则弃之不读。从那时起，我就有一个观点一直保留下来：任何一个神学命题，如果不具有跟科学命题同样要求的论据，就是不可接受的。我还读了吉本和米尔曼的《基督教历史》以及《格列佛游记》的未删节本，后一本书中对人状野兽的描写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并让我开始以这一视角来观察人类。
在这一时期，我跟家里人在思想上越来越不合拍。除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外，其它所有的想法都是我不能认同的。刚开始我还尝试同他们谈一谈我正在思考的事情，但话一出口，他们的挖苦嘲笑就接踵而来，于是我只得选择沉默、我认为，一个人的幸福显然是他一切活动的目的；但我发现有不少人却不是这样认为的，这让我深感惊诧。在我看来，对幸福的信仰（即功利主义）也应该是伦理学说当中的一种，我相信这一学说。当我在不经意间把这一点告诉祖母时，她对此大为嘲笑，并且在以后常常提出一些伦理学难题来考我，要我用功利主义准则来予以解决。我发现，其实祖母反驳功利主义的理由都站不住脚，也不合乎理性。她发现我对形而上学的东西感兴趣，就对我说，所有形而上学的内容都可以表述为这样一句话：“什么是精神？那就不是物质；什么是物质，那就不是精神。”她多次重复这句话，我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祖母终其一生，都是反对形而上学的。记得我成年以后，一次祖母问我：“听说你又写了一本书？”那口气好像是在问：“听说你又养了一个私生子？”虽然她对数学没有表达明确的反对意见，却认为它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她本来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位教士。一直到二十一岁，我都没有对她谈过我对宗教的看法。
——自传、我的哲学发展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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