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来我一直在寻求一种方法，来有效地揭露美国人在这场企图征服南越的非正义战争中令人发指的残忍罪行。1966年夏天，我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周密策划之后，给世界各地的一些人士写信，邀请他们参加“审判国际战犯法庭”。结果让我大喜过望，很快就有18人回复表示愿意参加。特别让我高兴的是让-保尔。萨特的回答，尽管我们在哲学观点上存在分歧，他还是十分痛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我邀请的还有南斯拉夫作家弗拉基米尔.德狄叶，他以前曾到威尔士北部访问过我，他对东西方两个世界都有深入的了解，我对他十分尊重。作家伊萨克.托义齐也在我的邀请之列。此前我们有十年未见面了。在接受电视和其它媒体的采访、向它们介绍“审判国际战犯法庭”的情况时，我特别要依赖于他，他在伦敦往往就此发布许多令人信服的评论。1966年11月，所有受我邀请的人在伦敦聚会，我作了一个演讲。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对在越南发生的事情进行认真核查，而我邀请的这些人其公正性是无可置疑的。这次会议十分成功，我们也安排好了：先是以“审判国际战犯法庭”的名义不断地派出若干个调查组去越南地区调查取证，然后在下一年举行“审判国际战犯法庭”公开听证会，时间为几个星期。
我们开始选派调查组去越南调查时，遭到不少人的嘲笑，在他们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美军的暴行。还有人说，美军当局自己会处理好这方面事情的。还有人嘲笑那些参加法庭的法律专家，说他们参与这事只会成为人们的笑柄。他们都反对我们的做法。新闻媒体、美军当局以及英美许多法律名家都认为，不应该采用纽伦堡审判的方式来对付美国军队，而应该听任美国军官烧死妇女儿童，从而维护他们的荣誉和人性。这种态度显然与希特勒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当这些反对者意识到我们所干的事情之严重性时，他们发出了强烈的喧嚣之声，而这已经是我多年以来听惯了的。有三位非洲国家领导人曾经赞助过我们的活动，现在退出了，显然，是有人对他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其中一位还寄给我一封信的复印件，说那是我写给白宫约翰逊总统有关审判国际战犯法庭的信，这信伪造手段之拙劣，恐怕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看了也会摇头。接下来是各种报纸的新闻记者纷纷质疑“审判国际战犯法庭”的公正性。不过他们的质疑倒给了我们一个阐明事情真相的机会。法庭所有成员都是正直的，他们不代表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而听证会也是完全公开的，这些都保证了法庭审判的客观公正性。我们还决定接受来自任何地方的证词，因此我写信给约翰逊总统，请他参加听证会。令人遗憾的是，他正忙于部署兵力轰炸越南人，根本就没有回复我。
我们这个法庭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我们不代表任何国家力量，也无法强迫那些应该对战争罪行负责的决策者站在我们面前接受审判。我们没有强制力量，审判程序很难执行。
不过这些明显的限制也有好处。我们可以自由地认真地进行调查，不受任何国家利益或类似东西的影响，其结果具有历史意义。为什么要在越南进行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究竟让谁获得好处？我相信，我们有责任探究这些问题，并且调查清楚之后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就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农业民族，竟可以抵抗住拥有世界上最先进军事力量的最大工业国长达十二年之久的攻击。
我们应该记录在越南发生的事实真相，并对此作出判断。我们还应该让世人注意这些事实真相产生的后果。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只有冷淡无情的人才没有偏见。”
为了划分调查范围并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我让法庭建立了若干个委员会，它们统归法庭管辖。我们要选出一些合格的调查人员，他们结成小组去越南调查。现在我们拥有的关于越南战争的证据还较少。我还希望美国政府能应我们的要求提出他们的证据，并为其行为辩护。我们还应该对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抵抗作出评价，确定它们与我们所提倡的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在巴黎举行全面的听证会之前，我们还有5个月的时间去做这些工作。
我能够回想起这几十年间里发生的许多战争，记下了许多非正义的行动。但就我一生的经历而言，我找不到一个跟目前这场战争类似的情况。没有哪一个民族如此饱受折磨，也没有哪一个折磨者本来是没有什么缺陷的。我也找不到任何一场冲突像目前这样实力相差悬殊。我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像越南这样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具有不可制服的反抗精神。
勿庸讳言，我对越南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十分佩服他们。因此，我有责任评判那些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责任揭露和公布所有的事情真相。我相信，我们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认真艰苦的调查而获得的事情真相。
——自传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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