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春夏之际，我和我的同事以我的名义给一些人发函，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成为这个基金会的发起人。到这个夏天快要结束时，已经有9个人答复愿意参加。这时我们觉得可以将这个计划公之于众了，这样做也许可以获得更多的支持者。实际上在宣布成立这个基金会不久，又有7人参加进来。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得有一大笔钱。我的同事希望这个基金会以我的名字命名，而这是有违我的意愿的。我认为，这样一来，有些本来打算支持我们的人可能会改变主意，那些有能力在资金上帮助我们的英国人也许就不拿钱出来了。而我的同事辩解说，实际上多年来我一直从事这个基金会应该承担的工作，而那些人的资助只是近年来的事情，在世界许多地方，我的名字已经与这项工作画上了等号，因此，如果不以我的名字命名，基金会的工作可能会遭受较大影响。尽管我对他们的说法仍抱怀疑态度，他们的坚持还是让我感到高兴，最后我同意了他们的看法。不过我们在将这个基金会作为慈善机构申报时才知道，在英国，任何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组织，都不可能获得慈善机构的身份。
最后，律师给了一个建议：成立两个基金会：一个是伯特兰。罗素和平基金会，另一个是大西洋和平基金会，后者可以获得慈善机构的身份。这两个组织可以合起来办事，实际上它们也是这样做的。而后一个组织涉及的主要是科教方面的事情，其目的是对战争与和平这一主题进行研讨，并寻求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由于它被登记为慈善机构，所获捐款的所得税均作退税处理，实际上等于捐款增加了60%。
而伯特兰.罗素基金会则主要涉及那些跟政治关系密切的事情。它在成立的前三年就获得数万英镑的捐款，包括个人、各种组织以及各国政府的捐款。这个基金会不接受任何有附加条件的捐款，特别是对政府捐款，我们都要向捐款人说清楚，无论这钱来自何处，都不会对该项资金使用产生任何影响。
在募集资金的过程中，我们接触的人难以计数；从有钱人那里募集资金，成功的概率是很低的。他们往往说：“啊，你们确实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相信你们，祝你们成功。不过我已经尽了许多义务……”然后一推了事。虽然请求他人给予钱财资助终归是一件十分尴尬的事情，我们遭遇到的不愉快还是很少的，而且只有一次是被人极其无礼地冒犯了。
世界上许多人给了我们帮助，各国的艺术家（画家、雕塑家和音乐家）更是表现得慷慨大方。刚开始时，我们主要的募集方式就是拍卖这些艺术家捐赠的画作和雕塑作品，拍卖所得对基金会的工作有很大帮助。音乐家对我们也很慷慨大方，但他们的行为往往受到其经纪人、乐团负责人和音乐厅老板的阻止。一些演员和戏剧家多次承诺为我们举行义演，但都未能兑现。在向各国政府领导人募集资金时，结果还比较好，也许是因为他们比较了解我们的工作。
这种募捐方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无法确定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募集到多少钱。因此，尽管有时可以募集到大笔资金，却没有比较稳定的储备金，而我们作出的一些承诺也不能及时兑现。这样，我们有时候腰缠万贯，似乎什么计划都可以实现；有时则穷到一文不名，连基本的维持也难以为继。多亏了我的同事们的奉献精神，我们才能度过后面几个艰难的时期，其中特别是拉尔夫.舍恩曼、克里斯托弗.法利和帕梅拉.伍德三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基金会有许多人来自世界各地，有些是志愿者，有些拿工资，大都是临时性的。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队伍，工作人员的能力都比较强，而且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组织机构运作得不错。
我希望我们基金会能及时消除实现和平的障碍，及时提出能被人们所接受的解决和平难题的方案。也许这一目标太高了，也许最后获得成功的是具有类似目标的其它组织，不管怎么说，我们基金会的工作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肯定是有帮助的。现在世界各地有许多为和平而工作的全国性组织，但就我所知，我们基金会是第一个以创造世界和平为宗旨的国际性组织。其它基金会要么局限于一个国家的范围，要么只涉及和平的某个方面的问题。我们会支持这些组织的工作，也希望它们在与之相关的领域里同我们合作。
我们基金会总部设在伦敦，总部设有国际秘书处。最近可能要设两个办事处，一个在纽约，一个在贝鲁特。其它地方的办事处一旦招募到合适人员就立即设立。每个下属办事处的主任都要从老百姓和政府那里搜集当地的信息和资料，然后评估这些信息资料对于和平工作的重要程度。办事处传送的信息必须是准确无误的，它们还得以自己在和平工作中的良好表现来教育当地政府和群众。
现在我们的基金会在伦敦有个总部，我们还有一个规模较小的秘书处，它是国际性的、中立的，运作得很好，只是相对于我们要做的工作来说还是太小了。我们通过一些小册子和传单来表达基金会对于各种时事要闻的看法，同时还尽可能地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来补充宣传，不过后一种方法很难取得成效，因为多数报刊都不愿意为了保卫和平而给自己所在地区带来某种麻烦和影响。在现有条件下我们仍然完成了许多工作。我们可以从公开发表的材料中获得许多有用的信息资料，我们还利用旅行来搜集资料，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访问各国政府，了解它们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基金会成立才5个月，我们已经向许多动乱地区派遣了代表，向当地政府了解情况。我们还收到许多信件，有些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基金会支持者，有些是来自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我们从这些信中获得不少有用的信息，还获得一些好心的建议。来信中有些是呼吁释放各国政治犯的，还有一些是呼吁改善各国少数民族生活状况的。基金会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取得很大成效，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在列举基金会这5个月的工作业绩时，有些东西是无法说明的，例如，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重要谈判的情况就不能披露，因为一旦说出去，就会让谈判前功尽弃，这一点大家想必是可以谅解的。
——自传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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