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格勒数学学会同样是一片混乱，我参加了一次会议。会上有人宣读了一篇关于非欧几何的论文，我什么也没有看懂，他写在黑板上的公式看来倒有点像个公式，所以人们认为它是合格的。彼得格勒的数学家十分落魄的样子，比之英国的流浪乞讨者都不如。我没有获得批准去见克鲁泡特金，不久他就去世了。苏俄统治者十分自信，相信其公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那些很有才能的人中只有少数几个认识到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但不敢说。我感觉到，在这里，由于一种极其肤浅而偏狭的哲学在起作用，所有我认为人类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毁坏了，而数以千万计的人民遭受着难以言说的苦难。随着在俄国度过的每一天，我的恐惧感越来越强烈，以至于完全失去冷静判断的能力。
在这里，我常常被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所困扰，而那些聪明的人是不会问这些可怕问题的。这里什么东西都是成系统的，都要组织，都要分配。人人受一样的教育，穿一样的衣服，住一样的房子，读一样的书本，信一样的教条。这看起来似乎十分公平，没有嫉妒存在的余地。
于是我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我回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高尔基的《在人间》、托尔斯泰的《复活》。我想到，古代俄国的辉煌历史是建立在贫穷、酗酒和卖淫之上的，而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就这样被残酷地毁坏掉了；我想到在彼得要塞和保罗要塞中那些因争取自由而饱受折磨的人；我想到沙皇俄国时代殴打犯人的鞭子，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大屠杀。出于对这些旧事物的憎恨，我可以对新事物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但我并不喜爱它。
同时我又为这种不喜爱而自我谴责。苏俄具有新事物的所有特征，朝气蓬勃。它很丑陋而狂暴，但充满建设的活力，对自己的创造十分自信。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组织时，它没有时间考虑别的东西。而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应该有足够的时间考虑给新的社会组织一种精神方面的东西。而对方不太耐烦地回答我说：“我们没有时间来弄一种新艺术或新宗教。”
对这些问题，我在理论上并不能给予十分中肯的回答，但我的感觉已经十分明确地回答了它们。在这种境况下我非常难受：它的功利主义、对爱和美的漠视、对激情的否定，简直要我给憋死了。这里的掌权者只是强调人们纯动物性的需要，而我认为它并不是那么重要。也许这是因为我并不像他们许多人那样，一直生活在在饥饿和贫困之中。但饥饿和贫困就一定可以让人们头脑聪明起来吗？就一定可以让他们去构想一个理想社会吗？实际上，它们不仅没有开阔人们的视野，反而限制了他们的认识能力。但我又怀疑自己的这种判断，我似乎被一分为二，精神处于分裂状态。
我在旅行中遇到一些流浪者，他们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苦难，我感受到一种跟我息息相关的东西；即使在同当地人进行那种轻松而不带任何感情的谈话，我心中仍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最后我感到，一切政治活动都是由一些精力和才智超群的人，为了谋求财产、权力或理论上的利益而让老百姓蒙受灾难，而老百姓往往只有逆来顺受。我们继续往前旅行，我们吃的粮食是从农民那里强征过来的；保护我们的军队是从农民的子弟征召过来的。而我不知道我们能给他们什么回报。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经常听到他们唱歌，歌声哀怨悲凉；我还听到他们在弹三弦琴，琴声优美动人。这些美妙的乐声渐渐沉入俄罗斯大草原那无边的寂静之中，让我倍觉痛苦，心中那西方人固有的乐观主义精神则荡然无存。
我同列宁谈了一个小时的话，感到有些失望。本来我就没有把他想象为很了不起的人物，但在谈话中发现，他的才智一般，自认为具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狭隘，有一种喜欢争斗的冷酷气质。我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一书中讲述了这次会面和我在俄国的冒险经历。
我在给阿朵林的信中说：“在俄国的这段时间，我是非常痛苦的，这部分原因是艾伦的病，而更多的是因为我十分厌恶布尔什维克，尽管访问俄国是我有生以来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官僚政治体系，十分严密；还辅之以一个比沙皇时代更为齐全可怕的特务网络；此外还有一个由美国化的犹太人构成的贵族阶级，野蛮而残酷。这里没有任何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由。这个官僚机器像一块沉重的铅板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但我认为这或许正是当前俄国所需要的政府。如果你自问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应该受到怎样的统治，就知道俄国为什么会有布尔什维克政府了。但这个政府毕竟是非常可怕的。俄罗斯本是一个艺术的民族，包括最下层的农民都是艺术家，而布尔什维克的目的就是要把它改造成一个工业民族，像美国人那样的工业民族。而我去那里，本来是想寻找天上乐园的。”
——自传
（黄忠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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